嘗試“互聯網眾包”的出版業翻譯

“有一次放學後，母親在校車到站停靠的四周(at the end of the driveway)接我回家。”小布希在他的自傳《抉擇時刻》(Decision Points)中這樣回憶。也許只有美國人才能一讀就知道作者想表達的意思，絕大部門讀者在原文這段看似清淡無奇的描述中體會不出什麼。
　　緣由是，在美國只有小學生的母親才會到自家校車車站四周接孩子，這對於當時已上九年級的小布希來說是件比較丟人的事情。小布希自傳的中文譯者增加了這樣一段解釋之後，作者的內在意思才被說清晰。
　　也許良多人認為圖書的翻譯就是簡樸的語言切換，實在不然，深圳翻譯：專業的譯者還需消除不同國度間因文化、糊口環境的不同造成的理解隔閡，同時還需留意翻譯語言的風格題目。
　　也正由於如斯，在傳統的圖書翻譯出版過程中，出版方對譯者的尋找一般基於過往熟知的專業譯者，即所謂的“單向尋找，定點投放”，而譯者的翻譯過程也是全封鎖式的。
　　但當看到《抉擇時刻》、《史蒂夫•約伯斯傳》的譯者一欄中清楚地寫著“東西網”時，這意味著傳統的翻譯出版流程已靜靜地發生了某種變化。正如上述兩本書的出版方、中信出版社主編王強對《第一財經日報》所說的那樣：“傳統線下的翻譯流程已搬到了線上。”
　　“同步化是很重要的治理手段，互聯網眾包模式會越來越多，以後還會擴散到網路視頻的製作。”北大文化工業研究院副院長陳少峰接受本報採訪時指出。
　　這樣工作方式畢竟正如何改變著出版業的傳統流程？在這種開放式的工作過程中出版方和翻譯團隊又該如何確保品質？
　　實施互聯網“眾包”
　　2010年12月的一周，張文武在網上發佈公告緊鑼密鼓地進行招募譯者的工作，他所在的中外文化交流多語種社區——東西網受到來自中信出版社的委託：翻譯小布希的自傳《抉擇時刻》。身為東西網的總編，張文武很高興，這意味著自《失控》(凱文•凱利著)的成功翻譯後，東西網的貿易化運作又向前推進一步，但他也很緊張，由於時間很有限。
　　於是除了線上上招募譯者之外，張文武同時線上下直接聯繫專業譯者，然後根據試譯的品質對譯者進行篩選，一個禮拜之後6名譯者組成了一個團隊。
　　談及為何不遵照傳統的方式轉而考慮找東西網做翻譯時，王強回憶：“等我們拿到這本書立項出版後留給翻譯的時間已未幾，這種情況下，我們想到東西網創造的翻譯《失控》的方式，在互聯網眾包模式運作下的《失控》翻譯效率很高。”
　　作甚互聯網眾包模式？東西網創始人趙嘉敏解釋：“眾包，即用社區的氣力去選題、翻譯，並把成果提供應相關客戶，然後再把報酬返回給社區分享。”《失控》的翻譯更是體現了典型的互聯網眾包風格。起初只有一名譯者，半年僅完成四分之一工作的情況下，趙嘉敏通過網上招聘實施眾包，結果來了10多名譯者。於是便有了開頭張文武招募譯者的一幕。
　　最後的結果讓王強喜出望外：“傳統的方式下，找一名譯者翻譯這本書大概需要一年的時間，但東西網一個月便完成了，起初我們擔心品質以及多人翻譯可能導致風格不同一的題目，所以找統稿的負責人來看，卻發現品質很好，風格也一致。”
　　協同效應“1+1>2”
　　一群背景迥異的人，在互聯網上疏鬆地湊一起，然後創造出驚人的工作效率？這背後一定不會如斯簡樸。
　　東西網、譯言網圖書主編李婷在接受本報採訪時道出其中的秘訣之一：“人是核心，是重中之重，所以在發起協作翻譯時，一定要當真篩選譯者。有目的地向認識相關內容的專業譯者投放招募資訊，再對介入報名的譯者有目的地進行考核。”
　　而李婷以為這是眾包模式給傳統的出版流程帶來的變化之一，譯者不再是簡樸的“單向尋找，定點投放”，而是出版方和譯者的雙向選擇：有愛好的譯者來試譯，足夠優秀的出版方來挑選。
　　但要最大化地施展每個介入者的能動性，好的協作規則必不可少，這便是眾包模式要確保成功的第二個秘訣。如何分工？除了翻譯之外，是否還需要別的角色(好比有人專門負責背景知識審校，語言風格同一)？如何鋪排自校與互校？這些都需要公道地鋪排協作流程。只要做好“人”的篩選和制定公道的協作規則，李婷相信協作翻譯會產生“1+1>2”的效果。
　　在《抉擇時刻》的翻譯過程中，譯者之間的分工根據個人的愛好和特長來定。為了後期統稿的便利，譯者將各自負責章節中的人名、地名、機構名、術語等匯總到表格中；存在疑問的地方，譯者在括弧中加以說明，以備責編和審校複查；為確保譯文的精華，譯者向認識美國本土文化的人請教，然後將經由核實的資料特別加以說明發給他。
　　合作要找平衡點
　　在同個社區平臺上，任何題目可以分享，心得可以分享，錯誤可以分享，終極都為完美譯文而服務，傳統的全封鎖式譯文翻譯過程變成以溝通和交流為基礎的開放模式，出版業的工作模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此外，出版社對於翻譯組織有了更多的掌控性和靈活性，李婷以為這些都使得最後的作品在時間上、品質上和專業程度上都得到晉升。
　　因為時間有限，東西網對《抉擇時刻》的譯稿進行了初步的收拾整頓，後期的審校、加工都由中信出版社負責。在王強看來，協作環節控制當歸功於相互之間的監視。但對於互聯網眾包的選擇，王強有自己的判定：“假如時間不是很著急我覺得沒必要，在本錢、效果等方面要找平衡點，而且要找合適的風格，由於工作團隊大致會有自己的一個風格。”
　　事實上，東西網也在嘗試其他領域的“眾包”式工作模式，好比，東西網在數位出版領域也推出了計畫，並開始在視覺化新聞領域開展嘗試。東西網和譯言網也成立志願者團隊“譯製工房”專門翻譯類似的新聞視頻。
　　陳少峰教授也留意到互聯網的同步化是一種很好的治理手段，假如詳細的治理能實施到位便能變成很好的工作模式，效率也會很高。他預計：“這種方式以後會越來越多，還會擴散到網路視頻的製作上。”他提醒說，“但工作團隊形成權勢鉅子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