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翻譯公司：著名作家淺談翻譯技巧

楊絳先生最近出版了八卷本的《文集》，這是一件令人十分興奮的事。我不能肯定，是否見過楊先生；我可以肯定的是，我從未和楊先生說過話。但是，我固然未曾親炙教誨，卻讀過經眼的楊先生的文章，因此，我覺得離楊先生很近。她的文章清麗天然，紆徐不迫，怨而不怒。她的論文顯露出一種“批評之美”，我可以引用斯塔羅賓斯基的一段話來加以說明，他說：“批評之美來源於佈置、勾勒清晰的道路、次第展開的前景、論據的豐碩與可靠，有時也來源於預測的大膽勇敢，這一切都不排斥手法的輕巧，也不排斥某種個人的口氣，這種個人的口氣越是不尋求獨特就越是動人。不應該事先想到這種‘文學效果’：應該仿佛產生于無意偶然，而人們追求的僅僅是具有說服力的明晰……”她的散文則是洗盡鉛華，含芳吐秀，展現出“淨水出芙蓉，自然去雕飾”的風貌，純然一派大家心胸，達到了口語文的極致。她的翻譯有公認的評價，不容我在此贅言，但是我在她的文章中仿佛看到了她的秘密，這篇文章就是收在《楊絳文集》第四卷中的《翻譯的技巧》。 

　　談翻譯的技巧，可以寫成一本或幾本十數萬言或數十萬言的著作，此類著作，我們見過的，就有好幾種。可是在楊先生，區區萬把字，就把這麼複雜的題目說得一清二楚，確實是出於經驗，有感而發，切中肯綮，搔著了癢處。不靠廢話撐腰，全賴經驗打底，一種翻譯的理論貫串其中，看來楊先生的秘密，就在“平實”二字。平實，即謂心態平和，作風誠實，說起來輕易，做起來難，由於翻譯是一門實踐的學問。什麼是翻譯？楊先生說：“把原作換一種文字，照模照樣地表達。原文說什麼，譯文就說什麼；原文怎麼說，譯文也怎麼說。”如斯靈通的看法，實在並不“是翻譯家一致承認的”，不是有的資深翻譯家就以為翻譯是“美化之藝術”嗎？“說什麼”和“怎麼說”，是一切表達的目的和途徑，捉住了這兩點，就捉住了題目的根本。楊先生說：“譯者一方面得徹底瞭解原著；不僅瞭解字句的意義，還須領會字句之間的含蘊，字句之外的語氣聲調。另一方面，譯文的讀者要求從譯文領略原文。譯者得用讀者的語言，把原作的內容按原樣表達；內容不可有所增刪，語氣聲調也不可走樣。原文的弦外之音，只從弦上傳出；含蘊未吐的意思，也只附著在字句上。譯者只能在譯文的字句上用功夫表達，不能插入自己的解釋或擅用自己的說法。譯者須對原著徹底瞭解，方才能夠貼合著原文，照模照樣地向讀者表達。”這裡的樞紐詞是：“不可有所增刪”，“不可走樣”和“照模照樣”。“一僕二主”，一個僕人同時伺候兩個主人，左邊要對作者忠實，右邊要對讀者盡責，既不卑，又不亢，對於所傳遞的東西既不添枝加葉，又不缺斤短兩，他不因心態的失衡而有意無意地偷運自己的黑貨，難矣哉！有的譯者，生怕讀者不夠智慧，理解不了原文的“弦外之音”，於是急匆匆地赤膊上陣，現身說法，把原作者精心設置的弦一根根挑破，其結果是弦外之音不在了，原本是一個帶著面紗的美女，以她神秘的微笑吸引著讀者，現在卻變成了一個無遮無蓋的大麗人，經不住讀者再三地端詳。假如譯者理解錯了呢？所以，楊先生告戒說，弦上才能傳出弦外之音，譯者不能用自己的話說出作者含蘊未吐的意思，譯者要留存原來的弦和原來的字句，“照模照樣”地傳達出原作的內容、風貌和神韻。弦之不存，音將安在？變動字句，何來含蘊？這就是翻譯，讀者通過譯本不但可以瞭解異邦的風土著土偶情，而且還可以體會異邦的特殊的表達方式。一本外國的書譯成中文，中國的讀者能夠理解並且賞識而不誤認為是中國人的著作，保持異國情調而不杆格難入，這才是好的翻譯。 

　　動手翻譯，第一個題目就是以句子為單位，仍是以段落為單位。楊先生說：“翻譯得把原文的句子作為單位，一句挨一句翻。”“但原文的一句，不一定是譯文的一句。”我前面說，楊先生的秘密，就在“平實”二字，那麼，這“一句挨一句翻”，就是“平實”二字的精華，這“原文的一句，不一定是譯文的一句”，就是精華的血脈。翻譯以句子為單位，前人曾經說過，但是“怎樣斷句，怎麼組合”卻鮮有人給予清楚的解說。義足為句，中外皆然，惟是非有別矣。把斷句組合成完整的句子，且“不能有所漏掉，也不能增添”，從情不自禁的束縛到經由“冷卻”的重新組合，楊先生是這個輪回操縱中的高手，她的經驗值得我們珍視。斷句可能離原文遠了，可是重組以後的句子卻離原文近了，由句子而段而章而篇，全文豈能不信？這裡楊先生又指出：“尤需留意的是原文第一句裡的短句，不能混入原文的第二句；原文第二句內的短句，不能混入原文第一句。原文的每一句是一個單位，和上句下句嚴格圈斷。由於鄰近的短句假如相混，會走失原文的語氣和語意。”這是詳細而微的、活生生的經驗！有人以段落為翻譯的單位，這就難免走入意譯一途。直譯意譯之爭，其來久矣，楊先生豈能不知？不外她以“不大瞭解什麼叫意譯”一句話把這場爭論輕輕地打發掉了。假如譯者以為可以自得忘言，離形得似，隨意用自己的話語置換原文的詞句，楊先生對此立場十分明確，語氣十分果斷：“我以為譯者沒有這點自由。”由於“那不是翻譯，是解釋，是譯意”。以句子為翻譯的單位，可以盡可能地貼近原文，避免走失語意，阻斷文氣。曾經有人請漢語高手潤色譯文，充當我國古代佛經譯場中“筆人”的腳色，“結果譯文通順了，但和原文不拍合了。”對此，楊先生是明確反對的。 “選擇最適當的字”，是斷句重組、連綴成章的樞紐，由於沒有適當的字，就不能把原文的意思“如原作那樣表達出來”。文章的意思，語句的色彩，甚至感情，大半靠用詞，而這裡的詞指的是“普通文字”，惟普通文字需要調度而又“最不易調度”。所以，楊先生說：“譯者需儲有大量詞彙：通俗的、典雅的、說理的、敘述的、形容的等等，供他隨意運用。”否則，“那些文字只目生生地躲在遠處，不聽使喚。”用詞之難，最易引起爭論，有人認為，不管何時何地，用上最響、最亮、最華麗的詞，就是最好的翻譯，就是文學翻譯，他的譯作也就成了“翻譯文學”。實在，文學語言的好壞只有一個尺度，那就是“恰當”。該俗的俗，該雅的雅，惟恰當是求。嚴複論翻譯之難，標出“信達雅”三字，假如以“恰當”解雅，則“信達雅”仍不失為翻譯的尺度，而“恰當”就是文學性。雕繢滿眼，鏗鏘動聽，並不即是文采斐然。適度的華麗，可以是文采；適度的樸素，怎麼就不是文采？有人把所謂四字成語當作寶貝，認為借“民族文化的瑰寶”之勢祭將起來，任誰都得倒下。實在，楊先生說得明白：“這類詞兒（指‘風和日暖’、‘義正辭嚴’等四字成語）由於用熟了，多少帶些固定性，應用的時候就得小心。”有深摯的文化底蘊和地方色彩的成語簡直就不能在譯文中使用，有些又只有一半合用而另一半不合用，對四字成語情有獨鍾的人難免會削足適履，或過或不及地套用，這樣的例子並不罕見。“即使意義完全相同，表達的方式不同也不該移用。......保持不同的說法，可以保持異國情調。”我看楊先生的旗幟很光鮮，只是沒有大呼小叫而已，行文很是平和。 

　　這篇文章修改前叫做《失敗的經驗——試談翻譯》，錢鍾書先生曾經有過評價：“沒有空話，卻有實用。”修改後的文章，仍舊當得起錢先生的評價。對於一個譯者來說，最可貴又可行的，莫過於楊先生這種不發空話但求實用而理論貫串其中的文章了。但是，要說學以致用，還真不輕易，非有深摯的學養、扎實的功底、廣博的知識、謙虛的作風和平靜的心態不辦。宋嚴羽曰：“入門須正，立志須高；……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頭一差，愈騖愈遠；由入門之正不正也。”《翻譯的技巧》對於一個想成為翻譯家的人來說，恰是一條通向頂峰的道路，“雖學之不至，亦不失正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