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翻譯探究和翻譯理論認識上的區別

最近一、二十年來，我國的翻譯研究取得了較大的進展，尤其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我國的翻譯研究中翻譯研究的理論意識已經覺醒，這不僅反映在近年來發表在《中國翻譯》和《外國語》等雜誌和有關學報上的一些文章上，更集中地反映在湖北教育出版社近年來接連推出的兩套頗具規模的翻譯研究叢書--"中華翻譯研究叢書"和"外國翻譯理論研究叢書"1上。這兩套叢書不僅對近幾十年來英美法蘇的翻譯理論進展作了相稱詳盡的評介，而且還進一步推出了海內學者自身對翻譯理論的思索。此外，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等近年來也不斷有新的譯學理論著述推出。這表明，我國學術界已經初步形成了一支譯學研究步隊，譯學研究也已初步形成天氣。
　　然而，與此同時，一個無可回避的事實是，儘管上述譯學進展在學術界引起學者們的欣喜，但這種進展長期以來還只是局限在一個並不很大的學者圈子內，並沒有在我國的翻譯界引起較為普遍和強烈熱鬧的反應。比較多的翻譯界人士對近年來我國譯學研究上所取得的進展取一種比較冷漠的立場，在他們看來，譯學研究，或者說得更詳細些，翻譯的理論研究，與他們沒有什麼關係。長期以來，我國的翻譯界有一種風氣，以為翻譯研究都是空口說，能夠拿出好的譯品才算是真本事。所以在我國翻譯界有不少翻譯家頗以自己幾十年來能夠譯出不少好的譯作、卻並不深入翻譯研究或不懂翻譯理論而洋洋得意，甚至引認為榮，而對那些寫了不少翻譯研究的文章卻沒有多少精彩譯作的譯者，言談之間就頗不認為然，甚至嗤之以鼻。風氣所及，甚至連一些相稱受人尊敬的翻譯家也不能免。譬如，有一位聞名的翻譯家就這樣說過："翻譯重在實踐，我就一向以眼高手低為苦。文藝理論家不大能兼作詩人或小說家，翻譯工作也不例外：曾經見過一些人寫翻譯理論頭頭是道，非常中肯，譯東西卻不高明得很，我常引認為戒。"
　　之所以造成如斯情況，我覺得這與我國翻譯界在翻譯研究和翻譯理論的熟悉上存在的三個誤區有關。
　　第一個誤區是把對"怎麼譯"的研究誤以為是翻譯研究的全部。
　　應該說，這樣的熟悉誤區並不局限于中國翻譯界，它在中外翻譯界都有相稱的普遍性。事實上，回顧中外兩千餘年的翻譯史，我們都一直把圍繞著"怎麼譯"的討論誤以為是翻譯研究、甚至是翻譯理論的全部。從西方翻譯史上最初的"直譯"、"意譯"之爭，到泰特勒的翻譯三原則，到前蘇聯的丘科夫斯基、卡什金的有關譯論；從我國古代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飾"、"依實出華"、"五失本"、"三不易"等，到後來的"信達雅"、"神似"、"化境"說，等等，幾乎都是圍繞著"怎麼譯"這三個字展開的。但是，假如我們冷靜想一想的話，我們當能發現，實際上"怎麼譯"的題目，對西方來說，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之前已經基本解決了，對我們中國而言，至遲在上世紀的六、七十年代前也已基本解決。因此，時至本日，假如我們仍舊一味停留在"怎麼譯"題目的討論上，我們的翻譯研究恐怕就難以取得大的發展。
　　但是，指出不要一味停留在"怎麼譯"題目的討論上，並不意味著不要或反對研究"怎麼譯"的題目。"怎麼譯"的題目今後仍會繼承討論下去的，只是在討論的時候我們應該看到這個題目所包含的兩個方面的內容：一個方面是翻譯家們對翻譯技巧的研究和探討，這是翻譯家們的翻譯實踐的體會和經驗總結，其中有些經驗也已經晉升到理論層面，有相稱的價值，從而構成了翻譯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門。另一方面的內容則是一些已經為人所共知的基本道理，只不外是更換了一些新的實例而已，像這樣的內容也許應該放到外語教授教養的範疇裡，去對初譯者、對外語學習者談，更為合適。由於對這些人來說，"怎麼譯"的題目仍是一個尚未解決的題目，因此仍舊是一個新鮮的、有價值的題目。而對翻譯界來說，也許從現在起應該跳出狹隘的單純的語言轉換層面上的研究，而更多地從廣闊的文化層面上去審閱翻譯，去研究翻譯，這樣會更有意義。
　　我國翻譯界在對翻譯研究和翻譯理論的熟悉上存在的第二個誤區是對翻譯理論的實用主義立場，片面誇大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作用，認為凡是理論，就應該對指導實踐有用，所謂"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所謂"理論的重要意義在於它能指導人們的步履。"否則，就被譏之為"脫離實際"，是無用的"空頭理論"。對理論的這種實用主義熟悉，半個多世紀以來，在我國的各行各業，當然也包括翻譯界，都已經被普遍接受，並成為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於是，當我們一談到理論，人們第一個反應就是：你這個理論對我的實踐有用嗎？在翻譯界，人們的反應就是：你搞的翻譯理論對進步我的翻譯水準有用嗎!
　　恰是基於這樣的思惟熟悉，我國翻譯界對譯學理論的熟悉也往往誇大"來自個人的翻譯實踐"。在相稱多人的潛意識中，總以為只有自身翻譯實踐過硬的人才有資格談翻譯理論，否則就免開尊口。實在，跟著學科的深入發展和分工日益精細，文藝理論家不能兼作詩人、小說家，就象詩人、小說家不能兼作文藝理論家一樣（個別人兼於一身確當然也有，但那屬特例），是很正常的現象。尺有所長，寸有所短，原不必苛求。同理，翻譯實踐水準很高明的翻譯家未必能談出系統的翻譯理論來，反之，談翻譯理論頭頭是道的翻譯理論家卻未必有很高的翻譯實踐水準，同樣不足為怪。我們有些翻譯家，對自己提出很高的要求，但願自己既能"寫翻譯理論頭頭是道，非常中肯"，又能"譯東西高明"，這當然令人欽佩。以此尺度律己，精神可嘉，無可非議，但若以此尺度求諸他人，己甚至求諸所有談論或研究翻譯的人，那就顯得有點苛求。我國古代文論家袁枚就說過："人必有所不能也，而後有所能；世之無所不能者，世之一無所能者也。"?由此可見，在大多數情況下，一個人在某一方面有所特長的話，很可能就會在另一方面有所缺失。譬如，有些人抽象思維比較發達，談起翻譯理論來天然就會"頭頭是道"，而有些人則形象思維比較發達，於是文學翻譯水準就比較高。但不管是前者仍是後者，都應該相互寬容，而不是相互排斥或相互岐視。這樣，我們的翻譯事業才會發達。
　　對翻譯理論的實用主義立場帶來了兩個直接的後果：首先是局限了翻譯理論的範圍，把翻譯理論僅僅理解為對"怎麼譯"的探討，也即僅僅局限在應用性理論上。
　　翻譯理論、尤其是傳統的翻譯理論，確實有很大一部門內容一直局限在探討"怎麼譯"的題目上，也即所謂的應用性理論上。但是，即使如斯，在傳統的翻譯研究中也已經有學者留意到了"怎麼譯"以外的一些題目，如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德國語言學家洪堡對翻譯的可譯性與不可譯性之間的辯證關係就有過相稱精闢的闡述：他一方面指出各種語言在精神實質上是唯一無二的，在結構上也是獨特的，而且這些結構上的特殊性無法扼殺，因而翻譯原則上就是不可能的；但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在任何語言中，甚至不十分為我們所瞭解的原始民族的語言中，任何東西，包括最高的、最低的、最強的、最弱的東西，都能加以表達。"再如沃爾特?本雅明還在1923年就已經指出，"翻譯不可能與原作相等，由於原作通過翻譯已經起了變化"。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指出："既然翻譯是自成一體的文學樣式，那麼譯者的工作就應該被看作詩人（實泛指一切文學創作者--引者）工作的一個獨立的、不同的部門。"D本雅明的話深刻地揭示了文學翻譯的本質，並給了文學翻譯一個十分切當的定位。這些話至今仍沒有失去其現實意義。
　　對翻譯理論的實用主義立場帶來的另一個後果是把理論的功能簡樸化了，使人們認為好像理論只具有指導實踐的功能。實在，理論，包括我們所說的翻譯理論，除了有指導實踐的功能以外，它還有匡助我們熟悉實踐的功能。辭海中"理論"詞條在"理論的重要意義在於它能指導人們的步履。"前面還有這麼一段話："（理論是）概念、原理的體系，是系統化了的理性熟悉。科學的理論是在社會實踐基礎上產生並經由社會實踐的檢修和證實的理論，是客觀事物的本質、規律性的準確反映。"這就點出了理論的熟悉功能，即匡助人們理性地熟悉客觀事物，包括人們的實踐。這就象語言學理論一樣，語言學理論的研究固然不能直接進步人們的說話和演講水準，但卻能深化人們對語言的熟悉。
　　這裡也許還可舉一個譯學研究以外的例子：我們都知道《實踐是檢修真理的獨一尺度》一文在我國的社會政治糊口中曾經施展了巨大作用。但是那篇文章在我國譯界的某些人看來，恐怕也難逃"空頭理論文章"的"惡諡"，由於那篇文章的作者既沒有治理過一個企業、鄉鎮、城市，也沒有治理過國家的經歷，更遑論有何"業績"。套用到翻譯界來的話，也即此人既沒有翻譯的實踐，翻譯水準也乏善可陳。但眾所周知，儘管這篇文章沒有詳細闡述如何治理廠礦企業，如何管理城市國家，但恰是這篇文章改變了我們對向來深信不疑的"兩個凡是"的盲從，從而開創了我國改革開放的新局面。理論的熟悉作用及其巨大意義由此可見一斑。
　　翻譯理論在某種程度上也與之相仿。譬如此坦納在《通天塔》一書中提出的"理解也是翻譯"的觀點，以為"每當我們讀或聽一段過去的話，不管是《聖經》裡的'列維傳'，仍是去年出版的暢銷書，我們都是在進行翻譯。讀者、演員、編纂都是過去的語言的翻譯者。……總之，文學藝術的存在，一個社會的歷史真實感，有賴於沒完沒了的統一語言內部的翻譯，儘管我們往往並不意識到我們是在進行翻譯。我們之所以能夠保持我們的文明，就由於我們學會了翻譯過去的東西。"這樣的觀點不僅擴大了、同時也深化了我們對翻譯的熟悉。
　　再譬如近年來海內從比較文學的態度出發對翻譯進行的研究，也即譯介學研究，固然它主要不是立足於指導人們的翻譯實踐（它對文化意象的討論對文學翻譯仍是有直接的指導意義的），但它通過對文學翻譯中創造性叛逆的分析，論證了翻譯文學不等同于外國文學，而是中國文學的一個組成部門，從而深刻地揭示了文學翻譯的相對獨立的價值和意義，也極大地進步了文學翻譯和文學翻譯家的地位。
　　我國翻譯界在翻譯研究和翻譯理論上的第三個熟悉誤區是，在談到翻譯理論或翻譯學時，習慣於誇大"中國特色"或"自成體系"，從而忽視了理論的共通性。實在，理論，除了與意識形態、國家民族的社會體系體例有關的以外，通常都有其共通性。天然科學理論是如斯，人文社會科學的理論也是如斯。否則，假如一種語言就有一種自成體系的翻譯理論的話，那麼世界上有成百上千種語言，是否就會有成百上千種翻譯理論呢？謎底顯然是否定的。
　　我們當然不會否認，因為翻譯時使用的語言文字不同，因此各國、各民族的翻譯必定會有各自的一些特點，但這些特點更多地是反映在翻譯的實踐層面，或者部門地反映在應用性翻譯理論上，而不是翻譯的純理論層面。譬如，你可以說，在特定的文藝作品中，把英文中的the Milky Way譯成俄文很利便，由於可以照搬，而不會帶來任何岐義，但把它譯成中文就會使譯者陷入兩難境地：照搬英文譯成"牛奶路"或"仙奶路"，會令讀者感到困惑費解，而假如譯成"銀河"或"天河"，則又喪失了原文中的文化內涵。這裡中文和俄文的翻譯就顯示出了各自的特點，但這僅僅是在實踐層面上的一個個案。假如上升到理論層面，那麼這些都屬於文學翻譯中文化意象的傳遞題目。
　　實在，我們之所以反對在討論翻譯理論時片面誇大"中國特色"或"自成體系"的提法，是由於我們擔心這種提法很可能會導致這樣的後果：或是因熱衷於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翻譯理論，導致拒絕甚至排斥引進、學習和鑒戒國外譯學界提高前輩的翻譯理論；或是以"自成體系"為藉口，盲目自大自滿，於是把經驗之談人為地拔高成所謂的理論，從而取代了嚴格意義上的理論的探討。
　　香港嶺南大學的張南峰教授說得好，他以為，我國翻譯研究界對西方很多譯論，特別是新翻譯理論並不認識，更談不上在實踐中運用和驗證。中國翻譯界所說的翻譯理念，大多處在微觀、詳細操縱層面上，是應用性理論而並非純理論。"特色派"無視純理論的普遍合用性及其對翻譯研究的指導作用，片面誇大"建立中國特色的翻譯學"，其後果就會過分凸起國別翻譯學的地位，強化了民族偏見。ò
　　自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國際翻譯界在翻譯研究領域取得了很大的進展，我個人甚至認為，恰是從上世紀五十年代起，西方翻譯研究才跳出了歷史上翻譯研究常見的經驗層面，才真正進入了嚴格意義上的理論層面。我的這一觀點正好在前不久一位名叫威利斯?巴恩斯通的美國教授所說的一段話中得到了印證。他說："在二十世紀之前，所有人，包括貝雷、多雷、查普曼、德萊頓、蒲伯、泰特勒、赫爾、施賴爾馬赫還有那兩個哲學家叔本華和尼采，無論他們談翻譯談得如何頭頭是道，他們講的並不是翻譯理論（儘管我們通常稱之為理論），而只是應用于文學的翻譯原則與實踐史罷了。"
　　我很贊同巴恩斯通教授的觀點，並且以為，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西方翻譯界的很多理論進展特別值得我們思索和鑒戒。譬如，當代西方的一些翻譯研究不再局限于對翻譯文本本身的研究，而是還把目光投射到了譯作的發起者（即組織或提議翻譯某部作品的個人或群體）、翻譯文本的操縱者（譯者）和接受者（此處的接受者不光指的是譯文的讀者，還有整個譯語文化的接受環境）身上。它鑒戒了接受美學、讀者反應等理論，跳出了對譯文與原文之間一般字面上的忠實與否之類題目的考察，而把目光投射到了譯作在新的文化語境裡的傳播與接受，留意到了翻譯作為一種跨文化傳遞行為的終極目的和效果，還留意到了譯者在這整個翻譯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等等。這無疑是翻譯研究的一大深化和進展，大大拓展了我們翻譯研究的視野。
　　再譬如，還有些學者把翻譯研究的重點放在翻譯的結果、功能和體系上，對制約和決定翻譯成果和翻譯接受的因素、對翻譯與各種譯本類型之間的關係、翻譯在特定民族或國別文學內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翻譯對民族文學間的相互影響所起的作用給予特別的關注。與此同時，他們還開始留意翻譯研究中語言學科以外的其他學科的因素。他們一方面熟悉到翻譯研究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性質，另一方面又看到了翻譯研究這門學科的多學科性質，留意到它不僅與語言學、而且還與文藝學、哲學甚至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等學科都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這些對於我們來說也是很有啟發意義的。
　　然而，當代西方翻譯研究的一個最本質的進展是越來越注重從文化層面上對翻譯進行整體性的思索，諸如共同的規則、讀者的期待、時代的語碼，探討翻譯與譯入語社會的政治、文化、意識形態等的關係，運用新的文化理論對翻譯進行新的闡述，等等，這是當前西方翻譯研究中最重要、最凸起的一個發展趨勢。在這種情況下，翻譯不再被看作是一種簡樸的兩種語言之間的轉換行為，而是譯入語社會中的一種獨特的政治行為、文化行為、文學行為，而譯本則是譯者在譯入語社會中的諸多因素作用下的結果，在譯入語社會的政治糊口、文化糊口、乃至日常糊口中扮演著有時是舉足輕重的角色。鑒於此，德國功能學派的學者賈斯塔?霍爾茲-曼塔利（Justa Hulz Manttari）甚至不把翻譯簡樸地稱作為"翻譯"（translation），而是用一個杜撰的、含義更為廣泛的新詞"移譯行為"（translational action）代替它，以表示各種各樣的跨文化交際行為。這個詞還不光局限于翻譯、改編、編譯，它甚至把與外來文化有關的編纂、查閱等行為也包括在內。在這種"行為"裡，譯者變得像是一個根據委託人要求設計"產品規範"（product specification）的專家，並出產符合接受者文化圈特定需要的"資訊傳遞物"（message transmitter）。而譯作也不再尋求與原文的等值，而只是一份能知足委託人需要的目的語文本。
　　正如當代西方學者謝莉?西蒙所指出的："八十年代以來，翻譯研究中最激動人心的一些進展屬於被稱為'文化轉向'的一部門。轉向文化意味著翻譯研究增添了一個重要的維度。不是去問那個一直困擾翻譯理論家的傳統題目--'我們應該怎樣去翻譯？什麼是準確的翻譯？'（How should we translate? What is a correct translation?）--而是把重點放在了一種描述性的方法上：'譯本在做什麼？它們怎樣在世上暢通流暢並引起反響？'（What do translation do? How do they circulate in the world and elicit response?）……這種轉向使我們理解到翻譯與其他交流方式之間存在著有機的聯繫，並視翻譯為寫作實踐，貫串所有文化表現的種種張力盡在其中。"
　　今天，幾乎世界上所有國際巨匠級的文化理論家，從德里達、福科，到埃科、斯皮瓦克等等，都在大談特談翻譯，翻譯不僅成為當今國際學術界最熱點的話題，而且也被進步到前所未有的眾所注目的地步。這其中折射出的理論與實踐的關係，很值得我們海內翻譯界深思。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近年來海內也已經有學者留意到我國翻譯界在翻譯研究和翻譯理論熟悉上的一些誤區，並且指出："目前中國的描寫性翻譯研究缺乏嚴密的理論體系和令人信服的理論深度和廣度，由於經驗之談難以自成體系，尤其是，還有一些學者仍舊將理論看做是對語言表層結構轉換技巧的研究。"
　　海內翻譯界，一方面訴苦翻譯地位低，不受正視，但另一方面，卻又老是輕視翻譯研究，更輕視對翻譯理論的研究。殊不知，只有通過真正學術層面上的翻譯研究，通過嚴謹的理論層面上的闡發，翻譯的性質才能被人們真正熟悉和理解，也只有這樣，翻譯才能得到人們充分的正視，並獲得它應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