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公司：詩和譯的一生

翻譯是伴隨邵洵美一生的。嘗試寫新詩，就是在中學讀英詩的打動下促使他以中文來複述開始的…… 　　新中國誕生後他結束了出版事業，譯書成為他最後的G口手段。可是他譯書非為“稻糧謀”，即使在出獄後患著嚴峻的肺心病，在呼吸難題的折磨下勉力工作仍是如斯。翻譯外國名著是他解脫肉體痛苦的精神享受，病魔捆綁他的軀體，捆綁不住他的思維。譯書的過程支撐他貧病中脆弱的生命…… 　　邵洵美文學譯作的成績盡我們所能搜尋到的都列在《一朵朵玫瑰》中。難能說全，其他使用筆名發表的我們無法確認。 　　翻譯是伴隨邵洵美一生的。好像中學裡短暫的英語教育就使他的語言天賦很快地開釋了出來。他是個生成的詩人，他的詩和譯老是分不開的。嘗試寫新詩，就是在中學讀英詩的打動下促使他以中文來複述開始的。在翻譯公司的《詩二十五首》自序裡明白地寫著“當時是由於在教會學校裡讀到很多外國詩，便用通俗語言來試譯”。我們發現的那首《歸歟》是1924年的，是最早的，那時他十八歲。報章上英文字恍惚，我們無法查證原作者的姓名。真是初生牛犢不怕虎，隔了一年在倫敦，他利用課餘時間翻著字典，把古希臘女詩人莎茀殘留的詩作，五六十個斷片譯出，憑他自己的想像連結起來寫成一出短劇出版，放上海法書店的櫃檯。據他自己說“一本也沒有賣掉”。遺憾的是，家中的藏書裡沒有見過它的影子。他的英文之快速成長得益于導師慕爾先生(A.C.Moule)的不倦教誨，在劍橋大學求學時他寄宿在其府上。兩年後歸國，他拿出一卷譯稿，把十位元詩人的作品集成《一朵朵玫瑰》；還把他喜愛的線條畫畫家Beardsley（琵亞詞侶，今譯比爾茲利）的兩篇畫作出版，翻譯了畫家自配的詩歌，獻給愛詩愛畫的朋友。從他一開始接觸到滕固等朋友創辦的《獅吼月刊》、《屠蘇》等刊物，譯詩就是伴隨創作的詩稿一起投送的；當他擁有自己的刊物之後，也老是時不時有譯詩譯文發表。在二十年代末，書報上普遍運用的語言與現今不同：文言與口語參雜，那時的口語還沾染著地方口音。翻譯作品裡歐化的詞句是當時的風氣，不少詞彙和現今的也有所差異，所以讀邵洵美早期的譯作，和讀當時其他譯者的譯作一般，會有語句讀不順之感。他有時分明帶點上海或姑蘇口音，還會有少數獨特的詞語。早期在處理譯文方面，他獨出心裁地會夾雜外文，也有整段錄下不譯，或是錄下原文後面譯出大意；他不舍原文之美，興味十足，抄下來供大家賞識。後來接受了張若穀意見才掙脫了這種心思。人名書名的翻譯，他常按自己的興趣，天然與現在我們通用的不一樣。他的譯筆隨年紀、素養、時代的變化而逐漸成熟。 　　忙碌於寫作、編纂、出版中的他從未脫離過英文。他持之以恆地閱讀外文書報。好些學貫中西的中國學者，如《新月》的、《天下》的，時常與他切磋。他也有良多外國朋友。他嘗試翻譯外國作家朋友的小說和劇本。對George Moore（喬治•摩爾）他由衷地欽佩，寫了兩篇大塊文章先容這位大文豪，窮盡讚賞之詞。摩爾的佳作每每感動他，一氣譯了四個短篇。摩爾與他成了忘年交，與他通訊；重病初愈便把自己新出版的一本《一個少年的自白》（Confession of A Young Man）的增訂本寄給邵洵美。他說：“這本書使我受到的益處，在一篇短文章裡說不盡，總之，我今天的所以能夠享受文學的寶藏，完全是他的賜賚。”為報答白叟贈書之情，他專門將其《我的死了的糊口的回憶》（Memoirs of My Dead Life）的一節譯了出版單行本作為回敬的禮物。[注：感謝賈植芳先生為懷念邵洵美，特意請孫宜學先生將摩爾該書全文翻譯出版。孫先生在其翻譯的《埃伯利街談話錄》（摩爾著）的前言裡寫道：“喬治•摩爾能為中國人所熟悉和接受，主要得力于邵洵美。” 　　因為筆會的工作，他接觸到英國戲劇巨匠Noel Coward （諾以爾•考德），專心地譯了考德的劇本《夫婦之間》，讀來妙趣橫生。可惜沒有譯完，《文學時代》就休刊了。編者儲安平在向讀者離別時說，邵洵美那篇《夫婦之間》沒續完，以後會出單行本。然而我們沒有找到。 　　抗戰期間，他接觸不少訪華的外國作家，曾經為英國詩人W.H.Auden（奧登）即興創作了一首英文的詩歌A Song of Chinese Guerrilla Unit《中國遊擊隊之歌》，奧登將它收入自己和Isherwood（伊修伍德）合寫的書Journey to a War《戰地行》。後來他自己又把它用中文重新創作 　　,命題為《遊擊歌》，刊在他自己主編的抗日宣傳刊物《自由譚》。邵洵美也十分正視奧登同情中國抗戰而作的詩歌，譯了好幾首，稱之為“偉大的作品”。 　　D.H.Lawrence（勞倫斯）是他特感愛好的作家。1934年曾經和郁達夫討論勞倫斯的小說，在《人言週刊》公然議論其《卻泰來夫人的情人》（即Lady Chatterley"s Lover）。他以文藝批評的眼光賞識這部傑作，討論小說的結構和文筆。他以為作者寫作的目的是宣揚其哲學。早在1929年他就研究勞倫斯的小說《逃走了的雄雞》，在《新月》月刊三卷十期發表書評。那也是關於性的題材，一度被以為是淫穢作品；當時又由於有詆毀耶穌褻瀆神聖之嫌被禁。我們發現在1934年的《美術》雜誌上有漫畫家張光宇為邵洵美的這本譯作設計的書封。這本有爭議的書的譯本應當在那個時候就翻譯好了。他自己在前面那篇文章裡提到過“我在前年的秋天”（也就是1932年）曾經翻譯。然而，我們卻在1938年的《純藝術》中才看到這部譯作發表，遺憾的是連載了兩期，沒找到後面的第四期，單行本的影子更是無處可尋。 　　他在翻譯的手法上曾經嘗試花腔翻新。我們可以賞識到三十年代初，他為適應那本《論語》半月刊的幽默特性，風趣地運用吳儂軟語翻譯的《碧眼兒日記》。能夠體會姑蘇話妙趣的上海人讀到這篇譯文拍案叫絕。平日他自己說的是略帶蘇南口音的上海話，他的岳母是姑蘇人，可以想像，為了翻譯出隧道蘇白的味道，他用了多少工夫：向岳母一句句請教，妻子在旁一句句糾正，真是工夫不負有心人！戰後每個新年隨刊贈予的“論語日記本”下附《逐日一笑》，集中西幽默小品，他為之用足腦筋，可惜現在找不到了。至於五十年代他譯的《湯姆•莎耶偵察案》，一本小說兩個故事，前者是以孩子口氣講的，他當心地儘量讓譯文白話化；而後者是諷刺作品，則竭力保持原文的風格。 　　漢譯英，他也用過力氣。跟當時在北京大學任教的艾克頓（Harold Acton）合作翻譯自己的長詩《聲音》，跟項錦繡（Emily Hahn）合作翻譯沈從文的小說《邊城》，都刊在上海出版的英文學術性月刊《天下》；在孤島時期辦宣傳抗日的英文雜誌Candid Comment（《直言評論》），他甚至還單憑記憶意譯了唐詩宋詞作為補白；且不說《聲色畫報》裡雙語的互譯和宣傳抗日的中英姐妹版雜誌裡大量的對譯工作他花了多少心血。他和美國作家項錦繡在1935年合作出版的《聲色畫報》是有創意的嘗試：內容半本有關中國，半本有關外國。中文封面從左往右翻，中文文章上面是英文的摘要；封底為英文封面，刊名為VOX，要從右往左翻，英文文章上面的摘要是中文的。圖片標題是英文的，說明中英文兼有。他們的朋友《大美晚報》的主人斯帶（Starr）當時就反對說：“上海雖是雙語城市，並不意味人們會願意買本雙語刊物。還不如回到老辦法，出版兩本內容相同的。”不幸言中，這份旨在中外交流的異類雜誌只出了三期。後來他倆在孤島出版姐妹版的抗日雜誌《自由譚》和Candid Comment（《直言評論》），便是斯帶鼎力支持的；他不但出資，在印刷方面也全力匡助，當時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楊剛英譯了連載在《直言評論》上，後來偷偷出版的單行本也是在斯帶的印刷廠印的。 　　英文的把握給邵洵美配備了第三只耳朵。他是個好學之人，沉緬於讀書：讀經典著作，也十分關注文學界的各種消息。他盡可能地搜羅海內外書刊來讀，因而有機會傾聽外國的聲音。外國文學對他創作上的影響自不待言，新詩理論的研究天然離不開西方的資料；傾心于出版事業，鍾情於編纂手法的他都鑒戒心目中的外國楷模。他的印刷廠入口當年最提高前輩的影寫版印刷設備，禮聘了工程師仍然玩不轉，仍是靠他自己對著英文仿單才成功啟動。上海淪陷期間，他在短時間內鑽進郵學頗得同好的欣賞，也是憑藉外國語的匡助；當時中文集郵書刊未幾，他埋頭外文資料，理清了中國郵票的發展史；他結識了不少外國集郵家，向他們請教，為豐碩中國郵學起了不小的作用。至於觸動他“五個整夜”寫出《蔣委員長西安半月記》和《蔣夫人西安回憶錄》的讀後感，竟是他獲悉的國外訊息，可以在他那小冊子的《前言》裡讀明白，原來這兩本重要的政治文獻竟然先行泛起在美國的報章上。不少疑點令他“有很多地方尚需要一些精細的解釋”，因而他自薦來寫那麼一萬多字。他也關心外國人對中國是情的胡說八道，居然在同時期的《紐約人週刊》有篇《黃禍日記》說西安事變是“蔣，中國的首相，到張那裡去借一杯鴉片……而被綁票……”引起他無窮憤慨。 　　戰役間斷了他的詩路。淪陷時期的壓抑沉潛，抗擊敗利後的嘈雜浮躁，他沒能致力於學問。倒是解放後，關了書店賣了廠，原認為在那物是人非的變遷中，他與為之奮鬥半生的文學再也無緣了；想不到蒼天賜賚契機：峰迴路轉，他又拾起了筆，盡情施展其雙語上風，翻譯出幾本外國文學名著。半生的文學流動精煉了他的文字與詩句。老來，他讓雪萊、拜倫的長詩《解放了的普羅密修斯》、《麥布女王》和《青銅時代》以中文來吟詠，贏得了讀詩人的贊誦。特別是譯他心儀的英國詩人的佳作，在轉換語言之際，學到他們詩的創作之微妙，享受他們詩的意境之美妙。從他學寫新詩開始懵懂，逐漸成熟，到寫抗戰詩歌，研究新詩理論，走過五個時期；而經歷把英詩重生到中國文字語境裡的工作，是他的詩探索行程的第六個時期。人們或許沒有留意到那本列為“外國文學名著叢書”的《瑪麗•巴頓》，其中英詩和民謠多達半百。邵洵美為之付出的心力可以想知。因而他譯的著作並未幾，卻能獲得較高的評價。 　　翻譯外國文學作品，邵洵美有經驗，但他翻譯從不草率從事，他翻譯前老是當真仔細地作預備。早先，在《一朵朵玫瑰》以及多篇譯作的小記、注釋裡看得到； 　　讀《解放了的普羅密修斯》的《譯者序》，我們更能夠體會他當時的努力。他花了很多時間做前期工作：瞭解雪萊的生平，他的家庭環境，時代背景，他的著作，他的思惟，他的詩和他對詩歌的見解，特別是他把這個神話的結局作了改變的用意，那是貫串全劇的普羅密修斯的精神。他還要讀作者的原序，他夫人對此書的“說明”，以及一般批評家對雪萊的評價，馬克思、恩格斯對他的論斷等。然而邵洵美在決定動手之時，發現翻譯這部詩劇還有一個極大的難題，也是五十年代翻譯一切外國古典文學所存在的難題，那就是缺乏參考材料的題目。他想到，外國的古典巨著，尤其是年代久遠的作品，不論在字義方面，句法方面，都可能已經起了相稱的變化；當時流行的口頭語良多已經失傳；還有當時的風俗、習慣、服裝、建築等，在普通的辭書上不一定能找到解釋，必需依賴各種專門的著作；翻譯這部書的專心之處極多，甚至連標點也不能放過，那有關字義的闡明和句法的組織部署；而這部著作的排印錯誤一向是專家們爭論的目標。雪萊自己的標點和詩句又素來不依常規，他的標點符號，與其說是聽從文法的劃定或是闡明詞句的意義，不如說是供應誦讀的參考，或是當作韻節和語氣的標誌。眾多疑難眼前他只有求助於老友。那個年月，我國各處藏書樓所保留的關於外國古典文學的書籍，大部門只供應學校教材的應用；私家的珍藏憑各人興趣，零碎而無系統。在邵洵美的“案頭隨筆”裡有他的工作記實1955年5月12日寫道：“本日收到人文(人民文學出版社)信，將翻譯計畫寄去……” 　　1955年5月20日寫道：“我已決定譯《解放了的普羅密修斯》，數日前曾專致信增嘏兄（全增嘏），乞伊將復旦藏書抄示。本日得回信，十分欣慰，增嘏誠老友也！目錄如下……（共八本書）”佩玉夫人稱讚他：“翻譯這本書，他最最用功！” 　　新中國誕生後他結束了出版事業，譯書成為他最後的G口手段。可是他譯書非為“稻糧謀”，即使在出獄後患著嚴峻的肺心病，在呼吸難題的折磨下勉力工作仍是如斯。我們從施蜇存的《閑寂日記》讀到，1962年那位真摯的老友多次去探望抱病譯書的他，多次為他借書提供參考資料，包括“有關Shelly之書二冊”，“ 　　J.p.pater所作《論存在主義》一書”，“ 　　Horace集”等，可見貧病交加的邵洵美譯書依然無比考究，還一如既往地當真做譯前的作業。 　　翻譯外國名著是他解脫肉體痛苦的精神享受，病魔捆綁他的軀體，捆綁不住他的思維。譯書的過程支撐他貧病中脆弱的生命，精神得以昇華。泰戈爾《四章書》是他最後的譯著，稿紙上不少塗塗改改，說明尚不決稿。扭曲的筆跡看了令人揪心，他是在病痛的掙扎中一字一句地斟酌著。這本最後的譯著，伴隨斷續、窘迫的咳喘聲，帶著對志摩摯情的回望，筆尖流灑出對自己生命的最後一點企望。他還想再梳理一遍……沒有可能了！……就這樣，奉獻給讀者，譯者邵洵美，放下了他的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