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5日,據博文深圳翻譯公司獲悉,他翻譯的作品有數百萬字。但他說,自己不是專業職員,翻譯只是副業。有深切到不能釋懷的痛與淚,有洞悉世事人道後依然無邪動人的愛與笑,有從少年起就多病的身體和向晚愈發豐沛的精神。人海漂浮八十餘載,歷經妻離子散和起落沉浮,牆上掛著屠格涅夫的一句“你想要幸福嗎?先得學會受苦。”他更清晰記得上大學那年母親的叮囑:“做人要憑良心!”
他就是王智量先生。
前不久,上海市作協和華東師範大學校友會舉辦了“智量先生文學糊口生計六十年”紀念流動。送給與會者的紀念品,是先生的回憶錄《一本書,幾個人,幾十年間:我與〈葉甫蓋尼?奧涅金〉》。
《葉甫蓋尼?奧涅金》稱得上是王智量文學翻譯的代表作。對《奧涅金》的迷戀始於上世紀50年代初,那時他是北京大學西語系第一屆俄語專業學生,硬是把這部長篇詩體小說全部背誦下來,直到晚年依然可以脫口而出。1956年,調入中國社科院的他開始翻譯《奧涅金》,試譯的十段十四行詩節得到了聞名詩人何其芳的首肯和指點。但在隨之而來的政治運動中,他被“湊數”補充成右派分子,有人畫了一幅漫畫:躺在棺材裡的他手裡還拿著一本《奧涅金》,棺材蓋子上寫著“白專道路”。
從那時起整整20年,王智量妻離子散,先被下放到河北、甘肅農村,後無奈“逃”回上海,在街道小廠搬運鋼板、在黃浦江邊扛木頭,靠打零工貼補家用,最難題時靠兄嫂接濟和典賣家當挨日子,從菜場拾菜皮、買做飼料的碎米充饑。在這樣的生存環境裡,讀普希金和《奧涅金》,琢磨如何將原詩的節奏韻律更好地傳達出來,仍舊是他的逐日作業。回憶錄裡,處處是這樣的細節:
“在太行山麓小米峪山村外,我一邊雙腳交替地踩著剛剛撒下旱稻稻種的田壟,一邊借助這一動作的節奏,默念著《奧涅金》中四音步輕重格的詩行,再一句一句地把原詩按照我給自己定下的方法在心中翻譯成中文……”
“睡在人家硬座車座位底下……我隨身的行李是幾袋書和一隻盛滿各種各樣碎紙片和幾個小本本的手提包,那些紙片和小本本就是一節節《奧涅金》的譯稿。”
“文革”結束,百廢待興。有關方面擬重出“世界文學名著叢書”,聞名外國文學專家戈寶權力薦王智量的譯本。這份在持續20年的翻譯中不斷打磨的譯稿,終於得見天日。30年來,這部《奧涅金》譯本屢次重印,王智量也因此在普希金誕辰200周年時,獲得了俄國政府頒發的普希金紀念章和感謝狀。
不只是《奧涅金》,還有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兒》、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屠格涅夫的《貴族之家》、狄更斯的《我們共同的朋友》……智量先生從俄、英、法文直接翻譯過來的20多種譯著廣受讚譽。他翻譯的《我們共同的朋友》是目前獨一的中譯本。今年倫敦書展,這個譯本被我國政府作為禮物,贈予給英方。
這些年翻譯作品所處的窘境,讓王智量憂慮。採訪時,他正為一個出版社的電話氣惱。原來,譯作《安娜?卡列尼娜》出版合同面對續簽,他但願將稿酬稍進步一點,編纂則說已是“最高待遇”,此作出版社已加印10多次,翻譯稿酬少得可憐。此前他翻譯《屠格涅夫散文詩》,近4萬字的書僅拿到600元稿費,合同續簽時,他要求每千字增加1元“以示尊重”卻遭毀約,譯稿被人稍加“改寫”就冠冕堂皇地出版了!《我們共同的朋友》自90年代合同過時後也未續版權。“一個翻譯天天頂多譯二十行詩歌,按千字70元計算,稿費僅幾十元。我是教授教養、研究之余興趣翻譯,假如是專業職員,如何能體面糊口?”一有機會,王智量就呼籲正視翻譯、尊重翻譯。
王智量是率真、熱情、敏銳、感情豐盈的人。84歲,說起尊嚴被轔轢的痛楚,說起艱辛年代裡母親、兒女受拖累,說到一些師長的知遇之舉和萍水相逢者的關心接濟,仍會潸然淚下;說起糊口的點滴趣事和普希金、屠格涅夫,又每每流溢出陽光般輝煌的笑臉,讓人依稀想見,當年他面臨學生朗誦詩作時的情景。
1978年調到華東師大工作時,王智量已經50歲,十多年撤退退卻休,隨子女移民澳洲,轉居美國。不外,他在70多歲時回到了海內。理由是:“我要歸來做事。”於是,有寫大饑饉年代西北農村的長篇《饑餓的山村》等幾部小說、回憶錄的創作,有喬伊絲、帕斯捷爾納克等人的詩文翻譯。按他的話說,是“有一點精力就拼命做”,哪怕暫時無人出版,寫作、翻譯卻是“幾十年憋著的東西”,不寫不快。他相信,對歷史的反省和記實,對文化“真東西”的傳承,不可或缺。
如今,他又迷上中國畫,剛和華東師大兩位老教授辦了個“雕蟲三老畫展”。一隻只靈動的蝦和一匹匹飛躍的馬,大約可以讓他悠然心遠,不被面前狹小的公寓所枷鎖束縛。“且享字畫樂,更無寵辱驚”、“下筆心在天地外,光陰紙上去無蹤”的題詩,隱約可見其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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