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30日,據博文深圳翻譯公司瞭解到,聞名翻譯家王永年逝世,為翻譯《旬日談》第一人,博爾赫斯權勢鉅子譯者,人們稱之為:
“他走的那一天,天公嗚咽,下了一場大雨。他一生勤奮,譯作等身,留給眾人豐碩的精神遺產。”7月21日淩晨三點,聞名翻譯家王永年先生在北京去世,享年85歲。25日上午,王永年遺體離別典禮在北京八寶山舉行。王永年的親朋摯友,包括大女兒王絳、《博爾赫斯全集》主編林一安、責編王曉樂以及上海譯文出版社副社長趙武平,接受了本報專訪。他們蜜意回憶王老的生前舊事,表達對王老的無窮追思。
策劃:龍迎春
文:本報駐京記者 謝綺珊
人物簡介:
王永年,1927年出生,浙江定海人。1947年畢業于上海聖約翰大學英國文學專業,精曉英文、俄文、西班牙文、義大利文等多種外語,1959年起任新華社西班牙語譯審。工作之余翻譯了多種世界文學名著,其中翻譯的歐·亨利小說暢銷多年。他又從義大利文翻譯了文學巨著《旬日談》,是中國從原文翻譯《旬日談》的第一人。他翻譯了《博爾赫斯全集》的大部門篇章,被公以為最傳神、最精准的中譯本。2006年翻譯了凱魯亞克《在路上》的原始版本。
女兒:
與張愛玲是同學
西班牙語全憑自學
長年棲身在上海的王絳,由於去年11月父親摔跤骨折後身體一直欠佳,便留在北京照看父親。“他有肺氣腫、哮喘,不能動手術,只能採取守舊療法,就回家養著。”王絳說,“我的父親在21日淩晨三點閉上了眼睛,我們多麼期待再一次泛起奇跡,但是奇跡沒有泛起。他以前經常在淩晨三四點就醒來做翻譯,現在他再也幹不動了,他要休息了。”
“小時候,我們認為父親就是一棵大樹,我們可以安然地躺在樹下,現在父親是一棵常青樹……”王絳為父親蜜意寫下悼詞。王絳說,“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義士暮年,壯心不已。”這句詩恰是父親的真實寫照。“我們會記住父親的教誨,做一個樸重的人,對社會有用的人。”
王絳說,上世紀50年代末,新華社要成立西班牙語對外報導組,在北京找了幾個科班出身的人,但仍是人手不夠,又到上海尋找人才,通過中共上海市委打聽到譯文出版社有個王永年懂西班牙語,結果沒有見過人就把他的關係轉到了北京。一紙調令,王永年便到了北京,1959年~1973年的14年時間裡與家人分離,獨自一人住在新華社宿舍。
然而,鮮為人知的是,王永年並非西班牙語科班出身,完全靠自學。“父親精曉英語、西班牙語等多門外語,我們有時候很驚奇父親怎麼會懂多種語言,而且有的語言都不是科班學的。父親後來跟我們說,只要自己肯下工夫鑽研,這些語言都可以觸類旁通。”王絳說,“他學語言特別有天賦,而且很多譯作都是在工作之餘完成的。他這一生長短常勤奮的,我記得他假如手上有稿子,都是很著急地要趕出來,很不願意失信於別人,他寧可把稿子早點交出去,也毫不會往後拖一天。他就是這樣一個人:取信、守時。”
對於心目中父親的形象,王絳說,父親是很傳統的知識份子,他曾經說過,他崇尚終身學習的理念,學習是一輩子的事。他也是這樣做的。他又是一個很低調的人,他從來沒有跟我們說起過他與張愛玲是同學,他出了那麼多書,新華社好多同事也都不知道。
王絳告訴記者,父親的最後一部譯作《洛阿娜女王的神秘火焰》有望年底出版。“稿子已交了5年,遲遲沒有出版,這對他來說真的是很大的遺憾,他是帶著這個遺憾走的。他但願能在有生之年看到最後的譯作出版,那是多大的安慰啊。”
出版界:
譯作可放滿一個書架
上海譯文出版社副社長趙武平告訴記者,王永年晚年深居簡出,拖著病體,卻一直沒有停下手頭上的翻譯工作。“他走得並不算太溘然。我們近七八年與他打交道,王先生的身體一直都非常不好,長期有哮喘病。他住在新華社的塔樓裡,家在二十多層,基本上一個冬天都不能下樓,流動就是在房子裡走來走去,實在也長短常受折磨的一種糊口狀態。”
“他的子女受他的出身影響,都做了工人或知青,沒有機會受到好的教育,王先生的家庭負擔仍是蠻重的。”趙武平說。
談到王永平譯作的高產,趙武平說,王先生一輩子都非常勤勞,他如斯高產,跟他的高效有很大關係。“他從上世紀50年代就開始翻譯,他的書是可以放滿一個書架的。他是一個勤奮的文化工作者,有的人把他冠以巨匠、大師,這倒沒有必要,王先生一直自以為是一個普通的文化工作者。”
王永年對當代翻譯界有著不可代替的意義。趙武平說,王先生不像傅雷等有著較高著名度,但是他在學界、文學研究界的聲望、影響力仍是比較高的,他先容拉美文學是比較早的,而且文學價值比較高。因為他的大部門譯作不是像《旬日談》、《在路上》那樣的通俗作品,有的人對他也不是特別瞭解。他在晚年譯了《在路上》,有的年青人喜歡這本書,才開始對王先生感愛好。
忘年交:
深居簡出但洞察世事
《博爾赫斯全集》責編王曉樂是王永年的忘年交。“王先生身形高大,說話聲音洪亮,我從來沒有覺得他是一個八十多歲的年老白叟。”王曉樂說,“他不太介入社會糊口,深居簡出,但是他洞察世事。他也沒有跟子女糊口在一起,長期一個人糊口。”
談到當年王老翻譯《博爾赫斯全集》,王曉樂很感觸:“博爾赫斯是一個學者型作家,其作品翻譯難度非常大,當年談博爾赫斯作品版權時我們花了很鼎力氣,對方也提出苛刻的要求,對所有的譯者要進行審查。後來博爾赫斯遺孀瑪麗亞·科達瑪看到中譯本時感謝中國的翻譯家們‘為完成這項工程所付出的愛與努力,而愛與努力,恰是博爾赫斯複雜而精美的文學作品的兩大基石’。”
王曉樂說,《博爾赫斯全集》是王永年翻譯糊口生計中重要的一筆,也是他傾瀉心力最多的譯作。“他是典型的中國傳統文人,特別當真負責,他的稿子拿過來我根本就捨不得改。最早他交的是手寫稿,他的書法工整漂亮,文稿無可抉剔。編纂本來與讀者是兩個角色,但在編他的文稿時會不自覺地進入閱讀者的角色,由於其實是譯得太好了。好比說博爾赫斯寫阿根廷一些城郊小人物的故事,帶有一定的傳奇色彩,語言裡有良多黑話、方言,王先生翻譯得栩栩如生。”
對話林一安:
王老有糊口情調
廣州日報:如何評價王老的譯作水準?
林一安:王先生學養非常深摯、扎實,又有敬業精神。在編《博爾赫斯全集》過程中,請他翻譯作品我是很放心的。我從西班牙文原文多次對照過先生的譯品,十分佩服。他翻譯博爾赫斯是比較貼近原作的,他的譯文“正確、精確、明確”,不像有的人翻譯了以後他自己沒搞懂,還讓讀者誤認為看不懂博爾赫斯。實際上,翻譯得好讀者是看得懂的,王先生在這方面做了很大貢獻。
廣州日報:王老對翻譯界有哪些影響?
林一安:他精曉多門外語,語言功底比較扎實,我覺得現在像他這樣的人未幾了。他是中國西班牙語文學翻譯界一顆無可替換的巨星。他就像手握著一把犀利的金剛鑽,俗話說,“沒有金剛鑽不攬瓷器活”,他有本事攬這個活。而良多不自量力的人沒有金剛鑽,也敢攬活。
廣州日報:在平時的接觸中,您以為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林一安:他是一個熱愛糊口的人,我們是上海同鄉,我以前常常上他家,見面都是講上海話。他對朋友很熱情,切身下廚做上海菜招待我,是個很有糊口情調的人。我把他當成大哥哥,有時候給他的譯作提意見,他也很大度,總淡淡一笑,說:“你儘管改。”他是很鼓勵我的。
廣州日報:您以為王老的翻譯有沒有遺憾之處?
林一安:王先生的譯筆也不是沒有可以商榷的餘地。梁實秋曾經說過,沒有百分之百正確的翻譯,但我以為王先生的翻譯已臻出神入化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