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行業值得討論的一些問題

在“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出版座談會上，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許明龍，呼籲要正視翻譯工作，並列舉當前翻譯存在的題目是：稿費偏低，人才斷層，賞罰缺失，譯名雜亂。會上新聞出版總署柳斌傑署長對此逐一作了答覆，表示這些題目都在考慮和解決之中。看了這則報導，令人高興，多年來深圳翻譯公司工作被淡漠的局面，看來有望得到改善了。但高興之餘又難免有種無奈的感觸，由於翻譯的題目遠不止上述四個方面。固然已經“叫喊”好多年了，可是很多題目依然存在。在我看來，當前翻譯工作亟待解決的題目還有： 

　　翻譯品種過雜，翻譯品質難保證。21世紀以來，我國年均出版的翻譯書大約1.5萬種，比九十年代增長一半還多。引進外國提高前輩的科學技術，這本應優先多考慮，可是，從2005年全國出版社申報的翻譯選題來看，天然科學類僅占13.65％，而人文社科類卻占83％。後者比例顯著偏大。在引進的社科糊口類圖書中，竟然有先容外國行業潛規則，教你如何吹牛拍馬，如何防止被妻子發現偷情這樣的書，顯然有些濫了。2004年季羨林先生在《光明日報》答覆我的提問中曾說，翻譯仍是要講“洋為頂用”，你翻譯的書再多，假如不是都有用的，這樣的翻譯大國不值得去追求。季老的話，值得深思。 

　　現在每年要翻譯萬把種外文書，海內又沒有職業翻譯家，哪裡去找這麼多有翻譯資質的譯者？實際上全要靠業餘譯者來應付。這種譯量大、譯者少的矛盾，加上有的人譯德淪喪，導致了粗翻濫譯，發包翻譯，一人掛名多人拼譯，編譯代翻譯等現象的泛起。至於翻譯抄襲剽竊，也是變換手法。上述的後果，就是劣質翻譯的存在。 

　　出版社把關不嚴，品質監管機制待加強。中文書品質優劣，讀者多少能有所識別，而翻譯書，因讀者無力或無從核對原文，其品質只能依靠出版者來把關。而如今很多出翻譯書的出版社，有的根本沒有相應外文編纂，有的是引進臺灣現成的譯本，有的為了搶先據有市場，都藉口譯者文責自負，對譯稿只作技術性處理後就趕印出版。這樣做，無異把出版者承擔的品質把關職責拋卻了，以致有的看到劣質譯作被曝光批評，出版社連錯在哪裡還不知道。 

　　現在出版社對圖書的政治傾向、民族關係、色情渲染、以及編校品質等，一般都較正視，而且也有一套監管的機制，有人在審在管。可對於翻譯書稿，審哪些，怎樣審，誰來審，劣質後果誰承擔，也應有更明確細化的劃定。出版主管部分以往也對翻譯出版的資質做過一些劃定或限制，但就整體翻譯出版來講，規章還應更完備，責任還應更明確。 

　　抄襲侵權時有發生，翻譯市場亟待規範。現在有了電腦，把別人譯本的文字變動更換一下十分輕易，以致抄襲或變相抄襲現象增多。試想，有的非專業翻譯出版社，年把時間一下子就能推出多語種的上百部世界文學名著“新譯本”；有署名 “李斯”者，竟能譯出那麼多語種的“諾貝爾文學獎文集”；還有被媒體稱為“史上最牛譯者”龍晴者，近幾年均勻一年能出版6部譯著；直到今年又冒出署名“宋瑞芬”的人，一人翻譯出版了《百年孤傲》、《旬日談》、《茶花女》、《源氏物語》等十幾種不同語種的外國文學名著。（據我所知，我國至今尚未買到《百年孤傲》中文本的翻譯出版權。）迄今僅有“李斯”因被起訴，部門認帳了，而有的所謂譯者還在忽悠人。 

　　翻譯市場的不規範，主要表現是“劣勝優汰”。一些粗製濫造的譯本，由於投工少，本錢低，印製快，搶佔市場先賺了錢。反之，仔細翻譯的精品翻譯書，由於上市晚，市場被人佔領，投入多，產出少。說到翻譯稿費和引進版的版稅，正規經營的確實嫌低，但也有不正規來“野的”，特別是一些工作室，只要有望暢銷，稿費和版稅會哄抬到驚人的不靠譜。市場上翻譯服務的報酬，也缺少尺度。翻譯轉包、翻譯“二道販”，網上翻譯的誤導和侵權，等等，表明翻譯市場亟待規範治理。 

　　對翻譯作用熟悉不足，翻譯工作缺乏同一領導。宣傳上常講翻譯的重要性，但現實糊口中，對翻譯作用的熟悉卻遠遠不足。在高校，譯作不算科研成果，翻譯只是二級學科；很多翻譯書封面沒有譯者署名；文藝界幾乎所有門類都設有全國性的權勢鉅子大獎，但翻譯獎沒有；世界很多國家都設有政府翻譯獎，季羨林先生生前也曾三次公然呼籲設立此項獎，但至今未能實現。1991年起，新聞出版署曾委託中國版協主辦過六屆“全國優秀外國文學圖書獎”評獎，表彰過一批優秀的文學翻譯書，可惜這個與翻譯沾點邊的獎，如今也被取消了。 

　　上述這些題目，多年未獲解決的原因良多，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翻譯涉及教育、文化、出版、外事、外宣、科技等多個方面，而至今缺乏一個歸口的部分實施有效率的同一領導。當前翻譯要解決的題目良多，諸如建立翻譯品質檢查、監視機制，健全翻譯及翻譯出版資質的審核；編寫結合翻譯實踐的實用教材，加強翻譯人才包括翻譯編纂的專業培養，加快建立職業翻譯家步隊；儘快出臺翻譯賞罰新辦法，推行劣質翻譯問責制；大大加重對侵權的懲罰力度，加強對翻譯版權及專有出版權的保護；以及規範深圳翻譯公司的治理，等等。這些都需要有一個部分統籌規劃與協調。可否也像“中國語文工作委員會”、和“對外漢語辦公室”那樣，設一個受權統管翻譯工作的機構，以加強對翻譯工作的同一領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