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談翻譯在中國出版近代、現代、當代的作用

翻譯在中國近代出版上的作用

2012年8月24日，據博文深圳翻譯公司瞭解，近代出版業經歷了從出版技術、出版形式、出版內容到出版機構、出版社會作用的重大變革。從最初的教會出版到以商務印書館為代表的近代資本主義出版企業的興起，出版業影響著社會的發展和變遷。

翻譯促使近代學科體系的初步建立。晚清時期中西接觸日漸頻繁，大量翻譯圖書的泛起，廣泛傳播了西學新知，給中國圖書、文化界注入了新鮮的血液，從而引起了出版物內容和結構的巨大變革。這一變化在梁啟超編撰於1896年的《西學書目表》中得到充分的反映。此表將我國1895年以前翻譯的298種西學圖書分為西學、西政、雜類三大類，大致類似於本日的天然科學、社會科學和綜合性圖書。其中，西學類下又分算學、重學、電學、化學、光學、聲學、地學、動植物學、醫學等12小類；西政下又分史志、學制、法律、農政、商政、兵政等10類。這是與傳統經史子集截然不同的圖書分類法，已經露出新式學科體系建立的萌芽。跟著出版業的進一步發展，近代意義上的學科體系便跟著相關圖書的大量泛起而在中國初步確立起來，與中國傳統的經史子集形成一種互補共存之格式。

中外出版在晚清時期廣泛交融。譯書開始成為晚清最重要的出版物類型之一，不僅數目巨大，內容廣泛，而且影響深刻。據粗略統計，基督教新教在近代中國創建的印刷出版機構近60家，天主教教會創辦的出版機構也有20餘家。在國人創辦的出版機構中，如京師同文館，內設英、法、德、俄文館，是我國第一所培養外語人才的學校，後有上海廣方言館、廣州方言館、江南製造總局翻譯館。外國人廣泛地介入到中國的出版事業中。部門出版機構開始採用中外合資的經營方式，如商務印書館就在1903年10月開始與日本商家合資，成為中國出版史上第一家中外合資出版企業。這對商務印書館後來的發展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同時，中國的圖書典籍大量輸出，廣泛傳入英、法、德、俄、日、美、瑞典、荷蘭等國，主要典籍也被翻譯為外文，在國外流傳。於是，在“西學東漸”的浪潮席捲華夏大地的同時，也泛起了“東學西漸”的發展趨勢。

我國第三個重要時期是近代科學文學翻譯。近代翻譯的歷程是天然科學翻譯、社會科學翻譯、文學翻譯。魏源、嚴複、林紓是其翻譯代表。尤其是20世紀初，翻譯文學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據粗略統計，這時期泛起的翻譯家（或譯者）有250人左右，共翻譯小說2569種。近代翻譯文學為中國人民打開了一個新的藝術天地，它向人們先容了眾多的外國作家，開拓了中國人民的糊口視野和藝術視野，提供了豐碩的精神營養（如民主思惟、自由同等觀念、競爭進取精神）和藝術鑒戒，並為現代作家的脫穎而出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五四”時期一批聞名的作家，如魯迅、周作人、郭沫若、鄭振鐸、冰心、廬隱、郁達夫、茅盾，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過近代翻譯文學的影響。

翻譯在中國現代出版史上的作用

我國第四個重要時期是現代的文學翻譯。1912年到1949年，在晚清出版業完成了近代化轉型的基礎上，傳統出版業完成了向現代出版事業的轉變。民國時期的編纂出版事業，在出版機構、出版物種類、數目上都得到較大發展。有圖書12萬種、期刊2萬種、報紙3500種。文學、政治、經濟、教育類圖書達到60%，科技類較少。上海是最大的出版中央，圖書出版占全國三分之二。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開明書局、世界書局都在上海。

“五四”時期，魯迅、矛盾、巴金、郭沫若、郁達夫、田漢等都首先是翻譯家，通過他們的譯筆，引進了很多優秀作品。這時的引進更不是簡樸地“拿來”，他們在經歷了西學浸禮後，更是一身兼兩任，都是傑出的文學家、思惟家，創作了時代的傑出作品。一大批翻譯名家在“五四”運動前後吸收西方文學精髓，奠定了我國現代文學的發展脈絡和取向，影響了我國現代文學的基礎和內容，也使得我國現代出版事業真正意義上得到轉型，促進社會文化發展。泛起的一批體現知識份子人格的出版社，他們所宣導的翻譯理論和準則，對當時的引進出版內容起到很好的主流影響作用。可以說，沒有五四時期的翻譯文學，就沒有我國的現代文學，也就沒有我國的現代出版。

翻譯在中國當代出版史中的作用

我國第五個重要時期是當代的政經、文學翻譯。據統計，1978年~1990年，全國翻譯作品2.85萬種。1995年~2004年，全國翻譯作品10.75萬種，全國500家出版社都在引進國外圖書。

從20世紀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到2000年以前。80年代之後，當時海內的政治、經濟、思惟上都發生著急劇的變化，我國出版界引進大量西方哲學、倫理、政治、經濟等權勢鉅子書籍。本世紀前後正式納入世界出版體系之後，我國的引進版圖書更是如虎添翼，數目驚人，速度迅猛，範圍極廣，雙效俱佳。進入21世紀以來，文學翻譯作品常常佔據各大圖書排行榜，尤其以兒童文學活躍，好比《哈利·波特》、《窗邊的小豆豆》《冒險小虎隊》等。

我們國家在加入世貿的第一個十年，引進與輸出的比例中，引進大於輸出，從2007年開始國家從多個層面上鼓勵支持走出去，到2010年，開始走向平衡的水準。

輸出品種以及區域更加廣泛。跟著國家走出去戰略的進一步推動，出版機構的輸出品種和區域正在發生可喜的變化。從最近幾年評比結果來看，輸出品種既有漢語學習、中醫藥、中華歷史文化等傳統上風領域，也有提高前輩的科技前沿圖書。

目前，我國圖書出版走出去資助基金見附表：

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些基金項目的實施，對我國翻譯事業將產生積極的影響，促進翻譯事業的發展。

結語

縱觀中國出版發展史，每次出版史上發生技術變革、呈現巨大跨越的時候，翻譯老是起到了推波助瀾，甚至主導作用，翻譯主體由僧人、外國傳教士向自主培養的翻譯人才逐步轉變，翻譯內容隨時代發展的要求，由宗教翻譯、西學翻譯，到科技翻譯、文學翻譯等不斷豐碩。當然，出版技術的革新也為翻譯事業的繁榮奠定了物質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