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持久戰》英譯本的翻譯由來

據博文翻譯公司瞭解到，《論持久戰》是毛澤東在抗戰前期撰寫的一部軍事著作，自發表後曾被譯成多國文字，其中最負盛名的譯本是由楊剛翻譯的英文版。
　　1937年，抗日戰役全面爆發。跟著日軍橫行大半個中國，國民黨戎行屢戰屢敗，中國的主要大城市接踵淪陷，海內民眾心裡彌漫著悲觀情調。面臨這些消極情緒和錯誤言論，毛澤東於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戰役研究會上連續發表演講，一方面初步總結全國的抗戰經驗，另一方面系統地闡明了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持久戰的方針。7月1日，《解放》週刊社在第43、44期《解放》合訂本上以《論持久戰》為主標題(副標題是“論抗日戰役為什麼是持久戰與最後勝利為什麼是中國的及怎樣進行持久戰與怎樣爭取最後的勝利”)作了刊載，全文共約5萬字。《論持久戰》發表後，以其指導中國人民堅持長期抗日戰役的雄辯氣力，極大地振奮了民情人心。
　　為了讓世界上更多的國家和人民瞭解中國抗戰，黨組織決定將《論持久戰》譯成英文，以便傳播到國外去。組織把這項重要的翻譯任務交到了女地下黨員、多才多藝的楊剛手中。楊剛才華橫溢，英文流利，當時年僅20多歲，在接到翻譯《論持久戰》任務時的公然身份是香港《至公報》社的駐美國記者，因為工作關係，她的社交範圍很廣，並與美國聞名女作家項錦繡(英文名字艾蜜莉•哈恩)結為摯友。
　　項錦繡是美國刊物《紐約客》的資深記者和特約撰稿人，兼任上海英文報《字林西報》的編纂和記者。1935年，項錦繡來到上海，當她得知楊剛將翻譯一部中共最高領袖關於抗日的著作時，決定把楊剛接到自己在霞飛路(今淮海中路)的寓所中。就這樣，項錦繡那幢花園洋房樓上靠西的一間小屋，成為楊剛的翻譯工作室兼起居室。為了保證譯文的正確性，楊剛常與項錦繡的愛侶、精曉英文的邵洵美一起研讀原著，斟酌字句，切磋譯文，最後一起定稿。
　　邵洵美是新月社等文藝集團的核心成員，他開辦書店，投資出版業，是20世紀30年代享有盛譽的翻譯家、出版家、詩人和集郵家，據邵洵美的女兒邵綃紅後來表露，楊剛那時身體病弱，經常服藥，但她在項錦繡的花園洋房裡埋頭翻譯這篇具有歷史意義的文獻。據項錦繡回憶：“洵美天然常來。楊剛在翻譯中不時和洵美字斟句酌，我也曾過目，不外只是提些語法上的修改意見。洵美則為之潤色。”
　　邵洵美在協助楊剛翻譯的同時，當真閱讀了《論持久戰》全文，他在實際上由自己主編的英文版《自由譚》(1938年9月1日創刊，以項錦繡名義編纂出版)上撰文道：“這本《論持久戰》的小冊子，洋洋數萬言，討論的範圍不能說不廣，研究的技術不能說不精，蘊藉的意識不能說不高，但是寫得‘淺近’，人人能瞭解，人人能賞識。萬人傳誦，中外稱頌，決不是無意偶然事也。”
　　《論持久戰》全書還未譯完，邵洵美就開始在同樣以項錦繡名義創辦的英文雜誌《Candid  Comment》(中文名為《公正評論》或《直言評論》)上予以連載發表，並在編者按中寫道：“近十年來，在中國的出版物中，沒有別的書比這一本更能吸引大眾的留意了。”《論持久戰》從1938年11月1日至1939年2月9日在《公正評論》上分4次連載完畢。連載過程中，邵洵美還計畫發行單行本。1939年1月20日，毛澤東特意在黃色毛邊紙公文箋上用羊毫為英譯單行本寫了一篇1000字的序言，標題題目為《抗戰與外助的關係》(曾先行發表於《八路軍軍政雜誌》)，其中寫道：“上海的朋友在將我的《論持久戰》翻成英文本，我聽了當然是興奮的，由於偉大的中國抗戰，不但是中國的事，東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據項錦繡透露：邵洵美將這篇序譯成英文(以前有資料說是楊剛翻譯的)，後來刊登在《論持久戰》單行本首頁。
　　在項錦繡、邵洵美的匡助下，楊剛夜以繼日伏案工作，不久便完成了《論持久戰》的翻譯和定稿。當楊剛向中共地下黨組織彙報後，黨組織決定把譯稿的秘密排印和發行任務，鄭重地託付給邵洵美。邵洵美勇敢地接受了這項任務。為此，楊剛在英譯本後記中專門寫下感謝邵洵美的話語。
　　邵洵美接受任務後深感責任重大。他固然辦有時代印刷廠，但不能印製外文書籍，於是他和好友王永祿(時任上海時代圖書公司總務)幾經考察後，決定將譯稿秘密交給與時代圖書公司素有業務往來的一家印刷廠。邵洵美為此整天呆在廠裡看稿，從送稿、來回傳遞校樣到出書。兩個月後，500冊書印刷完成，32開本，封面白底紅字，印著英文書名《論持久戰》以及著作者“毛澤東”幾個字。
　　因為英譯本《論持久戰》不能公然發行，為安全起見，邵洵美駕車將500冊書運回家中，然後一部門由楊剛經中共地下管道發出去，另一部門四五十本由邵洵美與王永祿在夜間開著車，一本一本地靜靜塞進霞飛路、虹橋路一帶洋人寓所的信箱裡，項錦繡的德國朋友、時為德國駐滬實習領事的皮特•華爾夫也介入了投送。
　　《論持久戰》英譯本在寓居上海的外國人士中輾轉傳播開來後，反響極大，並迅速傳到海外，引起世界上熱愛和平人士的高度關注，產生了廣泛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