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家曹明倫：要學好翻譯首先應寫動人情書

主持人語
　　“曾有兩條小路在樹林中分手，我選了一條人跡稀少的行走，結果後來的一切都截然不同。”正如弗羅斯特《未走之路》所寫，曹明倫一直選擇這條“人跡稀少的路”，置身於漢英之間，不發空口說，身體力行，翻譯了近千萬字的巨匠佳作，走出了一條獨具一格的“翻譯之道”。
　　本期嘉賓
　　曹明倫，四川自貢人，翻譯家，北京大學博士，四川大學教授、博導；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翻譯協會理事，四川省有凸起貢獻的優秀專家、國務院政府特殊補助專家；《中國翻譯》《英語世界》《譯苑》等刊物編委。主要從事英美文學、翻譯學和比較文化研究。著有《翻譯之道：理論與實踐》《英漢翻譯實踐與評析》，譯有《愛倫·坡集》《弗羅斯特集》等英美文學作品20余種計900萬字，論文70餘篇見於《中國翻譯》等學術期刊及若干大學學報。
　　採訪手記
　　（2012年6月9日）
　　遠在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我就不斷在《外國文藝》《詩刊》上讀到曹明倫翻譯的英美詩歌。據博文翻譯公司得知，1991年我買到他與羅義蘊、陳朴主編的翻譯著作《英詩金庫——英語最佳歌謠及抒懷詩之金庫》，這部收錄詩歌433首、篇幅達1200餘頁的大書堪稱80年代翻譯詩集裡的篇幅之最。卞之琳先生評價此書時坦言：新時期的翻譯家們完成了“五四”以來中國翻譯家想做而沒有做成的事！
　　6月9日下戰書，筆者在公行道一側的社區裡，與曹明倫先生進行了4個小時訪談。我曾讀到翻譯家江楓對曹明倫的評價：“作為一名有著豐碩實踐經驗和多年教授教養經歷的翻譯學者，假如不是個子高了一點，就可以說已經譯著等身……”江楓此言不虛，他一望即知是知識淵篤的學人，修養極好，單是他書架上陳列的自己出版的翻譯版本，就有四五十種。曹先生記憶力非常好，他記得總共有442首，16467行，他不經意就背誦了30年前自己和一位教授的“和詩”；談及在文學界引起廣泛影響的《弗羅斯特集》，他清晰地記得《弗羅斯特集》是16467行，司各特的《湖上夫人》共4959行。這樣的記憶力，雖然有稟賦，樞紐在於他還有一套方法，那就是在日曆本上每日記實“工作流水帳”，幾十年不輟。他坦言，這樣的工作流水帳學自魯迅，讓歷史、讓流逝的時間變得清楚。
　　多年前，詩人歐陽江河的《漢英之間》，透露出在西方文化衝擊下對本土文化的反思與哀痛，具有一種縱深的文化焦急，移之于曹明倫未必恰當。他一直置身“漢英之間”， 沒有以為漢語具有那種“無所適從的無奈”，他不發空口說，而是身體力行，提出了獨具樞機的“翻譯之道”：翻譯概念的發展只是其外延的增加，而非其內涵之質變，因此翻譯的本質屬性並未改變；他重新審閱了翻譯的目的、任務及其尺度，首次提出了“文本目的”和“非文本目的”概念，首次區分了翻譯的“文本行為”和“非文本行為”，證實以忠實為取向的翻譯尺度永遠不會過期，嘗試性地規劃了翻譯學的學科範圍，明確了翻譯理論的位置，把它與翻譯史和翻譯批評一道作為構成翻譯學的三個有機部門。他著眼于當今漢語的翻譯理論和翻譯實踐，指出了其互構、互補、互彰和諧關係的“翻譯之道”。
　　“當我休止崇拜並開始記憶的時候，糊口於我才真正開始。”這是曹明倫翻譯的美國作家威拉·凱瑟的格言和信條。從事了30年翻譯，曹明倫對我講了一個比喻：我就像在田野裡種花的農人，榮辱沉浮，白雲蒼狗，都會過去，自己沉醉在勞動過程中，體會到生命的交融，也沉醉於花的美感。有人來了，他們賞識花香，讚美花的錦繡，這就是我勞動的價值所在，但我不賣花，更不會折斷一枝。
　　這話的深層含義在於，他用英語之手採擷的花，翻手為雲之際，他展示出來的，那是根植在漢語語境中的鮮花，不但根須宛然，還帶著晶瑩露水。他拈花，他微笑。默示猜測性於心，明示於人，這已經足矣。
　　對話
　　翻譯之道更是傳播之道
　　人跡稀少的“未走之路”
　　記者（以下簡稱記）：你的所有著作裡，不管前言、後記，絕少提及你的人生以及治學經歷。可以談談嗎？
　　曹明倫（以下簡稱曹）：實在一切有跡可循。我父親曹征于1943年11月2日在重慶參加抗日“青年軍”，後開赴緬甸戰場。我由此知道了一些夾在英語、漢語描述之間的各種殘酷戰鬥，幼年時對英語就有好感。我是自貢蜀光中學初70級的，即便在“複課鬧革命”階段，我作業也是門門第一。初中畢業後，有個同學的父親在鐵路上工作，先容我到宜賓柏溪鎮修築到安邊的鐵路。超強的體力勞動沒有打垮我，我們扯起喉嚨唱山歌。但相繼而至的寂寞裡，最後發現“山是涼的，水是涼的，連姑娘的歌聲也是涼的”，我在寂寞中學會思索題目，尤其是思索人生。
　　18歲我下鄉到眉山，一年掙3000多工分，我當上了出產組長。我把中學的課本都帶到了農村，一直在複習。1973年有過一次高考，我以全縣名列前茅的成績被一所醫學院錄取。想一想吧，魯迅、郭沫若都是棄醫從文的，也許在他們之後還會有一個曹明倫呢。後來“白卷英雄”張鐵生改變了我的命運，經“群眾推薦”的一個人頂替了我，我的“文學接班夢”就此幻滅。
　　記：打擊有點大吧？
　　曹：當年7月，遼寧考生張鐵生在考嘗嘗卷背後寫了一封為自己成績差勁辯護的信，引發一場風潮。針對他的觀點，我寫了一封萬言書，以為人類文化是有傳承的。這信我投寄給了四川省團委，兩位團省委幹部壓下了此信，但他們記住了我的名字，還通知我參加文學改稿會。我那時在地方上已發表詩作，後來我的詩歌《霧》發表在《四川文藝》上。
　　記：你參加1977年的高考，如願以償進入大學。當時學的是英語嗎？
　　曹：我有文學夢啊。進入師專中文系17天后，我覺得太乏味了，就決定轉到英語系。8個月就提前畢業了，學校決定讓我留校任教，由此開始了文學翻譯。你得到的，取決於你的嚮往。那時，多少讀者為英美文學作品如癡如狂，我的確萌生了成為作家、成為翻譯家的雙料動機。但一個人的泛起改變了我的命運。
　　記：是誰？
　　曹：大詩人孫靜軒。1981年他到自貢來散心，與我巧遇。白天我上班，他在家讀我的詩作和翻譯作品；晚上他與我抵足而談多日。那時我已經在《紅岩》《外國文學》《詩刊》上發表《沒有祖國的人》等譯作了。孫靜軒以為，“寫作下去，你會成為二流作家；但用心于翻譯，你會成為一流譯者。”這話對我震驚很大，就像弗羅斯特的傑作《未走之路》所明示的……我感謝孫靜軒的相知。
　　記：你的譯本潔淨流暢接近白話，那是弗羅斯特在漢語中著名度最高的詩。後來你負笈北上求學，又曾赴美國訪學，均是在一條人跡稀少的路上行走。
　　曹：《未走之路》迄今有十幾個譯本，我翻譯于1985年。早期譯本收入我翻譯的《弗羅斯特詩選》（四川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修訂稿收入拙譯《弗羅斯特集》（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後被編入臺灣“教育部”審定的中學語文教材第6冊（臺灣南一書局2006年第一版，2007年修訂版）。“我把第一條路留給將來！”“在某個地方，在良久良久以後：曾有兩條小路在樹林中分手，我選了一條人跡稀少的行走，結果後來的一切都截然不同。”我的人生選擇，實在蘊含在紙上與現實的“未走之路”之間。
　　“吃螃蟹”與原創性翻譯
　　記：你翻譯的3部司各特佳作，均是“填補空缺”的漢譯。你是怎麼考慮選材的？
　　曹：北大一位教授見到我翻譯的《湖上夫人》後，來信致意，覺得自己的譯品無法超越，就拋卻譯司各特了。作家李銳曾經講過：“文學史只尊重獨創者”，這句話對我有很大啟發。固然文學翻譯史不僅僅尊重原創性翻譯，但原創性翻譯肯定始終都會受到尊重。
　　1995年3月，三聯書店出版了由我翻譯的《愛倫·坡集：詩歌與故事》，原版是迄今為止最具權勢鉅子性的版本之一。原書共1408頁，收入了愛倫·坡一生創作的全部文學作品，計有詩歌63首及一部未寫完的詩劇（共3205行）、中短篇小說68篇（含殘稿《燈塔》）、散文4篇、長篇小說兩部（含4.8萬字的未脫稿《羅德曼日記》），以及長達7萬字的哲理散文《我發現了》，此外還附有詳盡的作者年表和版本說明。我譯《愛倫·坡集》共1520頁，計107 萬字，是迄今為止最完整的愛倫·坡作品中譯本，其中62%的內容為海內首次譯介。因為該書是中美簽約專案，美方要求對原書內容不得有任何增減，甚至連譯者加注也受限制，加之該書從簽約到出書只有兩年半時間，我翻譯了498天！這一期間，我夫人很是委屈，由於我啟齒閉口都是愛倫·坡。當時我完全陶醉在坡的世界和心境裡。
　　記：《愛倫·坡集》之後，你又翻譯《弗羅斯特集》《威拉·凱瑟集》等，均列入“美國文庫”，也是填補空缺之作。
　　曹：翻譯家馬海甸在香港《文匯報》上稱，我翻譯的《弗羅斯特集》的出版在中國翻譯文學史上值得寫上一筆。弗羅斯特對詩譯家說過一句大不敬的話：詩歌翻譯就是譯詩過程中失去的東西。馬海甸以為，這句話最少不合用於本書，“曹譯不但把弗氏的精神大致保持在譯詩之中……而且維持了與原作相近的詩歌形式”。實在，整套“美國文庫”中只有我一人獨自完成了三位巨匠的譯作，美國國會藏書樓的審查專家給予我的3部譯作A的最高評級。
　　重譯文學名著的必定性和必要性毋庸置疑。愛倫·坡作品的重譯本中就不乏優秀譯本，有的為先前的譯本拾遺補缺，勘謬正誤，有的則彰顯譯者個人的審美情趣和文學性格。但令人遺憾的是，這些重譯本中也存在一些不規範、不和諧、不科學的現象，更有甚者，有人打著翻譯的幌子，實則使出剪刀加糨糊的伎倆，大行剽竊之事；還有的書商請來幾個粗通外語甚至不懂外語的人，將別人的現成譯本交給他們，對行文稍作若干改動，買個書號就推出“新譯本”。魯迅先生讚賞“第一次吃螃蟹的人”，為什麼這麼多人不但沒有原創性，甚至幹起了抄襲的“流水線翻譯”呢？
　　記：英語是最為普及的外語，但真正從事英語文學翻譯的人極少，為什麼？
　　曹：我曾在講座裡說過，“賺錢”也可以作為翻譯目的，雖說不高尚但也無可厚非。大量外語系的畢業生老是但願避難就易，在口譯裡謀到金飯碗，沒有幾個人願意去坐冷板凳搞筆譯，尤其是板凳一坐十年冷的文學翻譯。翻譯家裘小龍是卞之琳的學生，他翻譯葉芝的《當你老了》膾炙人口，我仍是此詩的“譯校”。卞先生給他佈置的功課，就是天天必需寫出一首詩。這樣的練習，如今有幾個博士可以做到呢？我給學生說，學好翻譯，你首先至少得寫出動人的情書嘛。
　　“信、達、雅” 尺度仍應尊崇
　　記：你提出翻譯的文本目的和非文本目的的區別何在？
　　曹：我反復誇大：為本民族讀者奉獻讀之有益的譯作，為本民族作家提供可資鑒戒的文本。這是我翻譯的文化目的。而要實現這一文化目的，首先要實現翻譯的“文本目的”，即讓不懂原文的讀者通過譯文知道、瞭解甚至賞識原文的思惟內容及其體裁風格。作為翻譯者就要盡可能使源語語言與目標語語言意義相近、功能相稱、體裁相仿、風格相當。翻譯的“文本行為”是：把一套語言符號或非語言符號所負載的資訊用另一套語言符號或非語言符號表達出來。當今學者們往往盯住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受到的制約，卻忽視了譯者掙脫制約所採取的策略。譯者要對翻譯之文本目的和非文本目的有清楚的熟悉，以譯作“在目標語文化中立足”為限，以符合“目標語讀者的期待視野”為限。翻譯之文本目的乃譯者的根本目的。實現這一目的則是譯者的根本任務。
　　記：你如何評價嚴複的翻譯尺度？
　　曹：我不以為嚴複所提出的“信、達、雅”的翻譯尺度已過期。我同意葉君健“不失為比較切合實際，比較科學，比較輕易把握的翻譯尺度”的觀點。我明確承認，嚴複的翻譯尺度是名正言順、無可厚非的，也是翻譯工作者應尊崇的尺度。
　　記：在翻譯過程中，你心目中是否有一個文本範式？
　　曹：文學翻譯家首先應該是一個好作家。不同時代有不同的語境，天然有不同的文本尺度。我心目中，一直把徐遲的講演文學《哥德巴赫猜想》視為一個榜樣。
　　記：今年是你的耳順之年，你還有什麼打算？
　　曹：中國文人往往受“一本書主義”影響，這種影響會制約個體生命的創造力。一本書遠遠無法籠蓋一個創造性的靈魂。我現在的主要精力都花在教授教養和指導學生上了。我但願我的學生中至少有三人今後能超越我，我是說在翻譯方面。我還要工作幾年，退休後我打算繼承翻譯，至少要為中國讀者增加一個《莎士比亞全集》的漢譯本。這是我早年就有的想法主意，希望今生能夠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