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女作家與薩福之間的翻譯緣

維吉尼亞·伍爾芙在某處談到，英語和法語的文學史上，最早泛起的都是一個女詩人。當然，後來，我們讀到的文學史，其中，男作家佔據了絕對多數的比例，而且，也好像與此相關，女詩人反倒成了稀有動物。這類稀有動物在由男性書寫的文學史上的命運大概有兩種，附庸，或是叛逆。比較而言，薩福則超出這兩重命運，成了一個被不斷重構或虛構的神話。 

　　因為今人對古希臘社會文化歷史瞭解的有限，更因為薩福作品的散佚，關於薩福及其所糊口的時代的一切，後人的理解大多摻雜了想像的成分。人們樂於想像一個他們所需要的薩福，而他們的需要卻聯繫著他們最親身和最當時的願望——一種個人的和時代的限定性。詩人兼學者的田曉菲在其編譯的《“薩福”：一個歐美文學傳統的天生》（以下簡稱《“薩福”》）一書中，好像想要掙脫這種對於薩福的想像方式。一方面，她依據相對可靠的英語譯本，進行薩福的漢語翻譯；另一方面，在本書長長的“引言”中，她還側重考察或展示了歐美文學史上的一些詩人、作家和學者們對薩福的、各顯所需的重構。田曉菲所做的，大概可以稱之為一種拆解和重建並行，或者通過拆解來重建的工作，固然，後一種說法，用在建築學上，或許是行不通的。正因如斯，在本書的書名中，我們留意到，薩福是被加了引號的。 

　　一旦有引號加諸其上，薩福便成了一個虛擬人物，或許我們不能夠用“她”（而只能用“它”）來指代這一個“薩福”了，由於它是一個傳統，是一個個被虛構出來的影像，作為插圖出沒在本書的書頁之間。所以，固然蘆紙殘片中的薩福支離破碎，但經由重構了的薩福並非一薩福，她是很多，是眾薩福。她不僅是上古時代一位偉大的女詩人，被柏拉圖譽為的“第十位繆斯”，而且她仍是一個強烈熱鬧的情人，一個“學問賅博的女子”，是母親和姐妹，是同性之愛的追求者，這在她的詩歌中體現得如斯充分，以致于到了現代，她被以為是女同性戀者們的守護神。在歐美文化史上，不斷有作家、學者根據個人與所處時代的需要，對薩福的身份認同進行詮釋和評價，而且，這些詮釋和評價話語之間經常佈滿了衝突和矛盾，它們致使我們間隔那個真實的薩福越來越遠了。它們簡直要令我們懷疑：存在一個真實的薩福嗎？關於這一點，田曉菲說得恰如其分：“由於‘薩福’是一個早就不再屬於薩福的名字和符號。‘薩福’和薩福的詩，沒有什麼關係。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惟一應該記住的是：假如沒有薩福的詩，‘薩福’也就根本不會存在。”當然，我想說，這不是我們惟一應該記住的，我們要記住的或許更應該是薩福的詩，如今，田曉菲版的這部薩福詩的漢語譯本正擺在我的案前，提醒我沿著薩福的詩句去“重構”一個我心目中的“薩福”。 

　　薩福的詩最攝人心魄的元素，是她以一種直接、樸素、簡潔而又高貴的形式所傳達的激情。且讀她被公認的最聞名的兩首，即本書第一輯所選的第1和第15首。前者寫到抒懷詩的主人公向愛欲之神阿佛洛狄忒祈禱，“又一次”祈求女神幫她掙脫愛情帶來的苦痛和那份“強勁的重負”。全詩共7節，從第1節到第6節之間，有一個微妙的視角轉換，即由祈禱者“熱切祝求的聲音不知不覺地變成了女神阿佛洛狄忒的聲音”，因而，在這首詩的中間形成了某種聲音的雙重性，祈禱者的癡狂和對祈禱者的審閱，充分地傳達了深陷愛情苦痛之中的詩人的內心矛盾，既狂熱又理智，既失望又佈滿著但願的交織。對如斯複雜微妙的情緒波動，田曉菲沒有像別的譯者那樣，用引號把女神的聲音獨立出來，而是巧妙地恍惚了這種聲音轉換的痕跡，這就使詩的情緒更直接地呈現詩人的複雜心理變化。第15首描繪了陶醉在戀愛中的人的感慨感染。以愛中人身處三角戀情之中所感所想為主題的詩，大概算不上薩福原創，而且千百年來它也成了文學中的典範主題之一。然而，薩福的描繪卻能調動和買通一個閱讀者全身的感慨：“當我看到你，哪怕只有/一刹那，我已經/不能言語”“舌頭斷裂，血管裡奔流著/細小的火焰/黑暗蒙住了我的雙眼/耳鼓狂敲”“冷汗涔涔而下/我顫慄，臉色比春草慘綠”。誠如伍爾芙所言：“讀詩是一門複雜的藝術。大腦有良多層次，詩越是偉大，就有越多的層次高興起來，伎癢。它們好像也井然有序。我們讀詩讀第一遍時使用的是感官功能，開啟的是心靈之眼。”所以，或許分析薩福的詩是不必要的，只要我們直接反復地閱讀就足夠了，而在或長或短的、必要的“譯者注”之中，田曉菲也沒有對薩福名篇或殘章進行過多的讀解與評析，而是做了一些聯繫和比較的工作。這種更具學術色彩的工作反倒更切合於對於詩的閱讀和理解。它為我們提供了一種互文語境，不僅令我們意識到對於人類共通的情感，歷史上曾有很多詩人或作家都不約而同地以相似的風格表達過，而且，它也多少讓我們能夠相信“所有偉大的詩歌都由一人所寫”（博爾赫斯語意）這樣一種頗為禪玄的推斷。 

　　《“薩福”》一書的第一輯中所選101首詩，是學者們公認薩福所作詩歌，而第二輯所收的12首，是學者們持懷疑意見的薩福詩作。兩輯的選詩，譯者均以選擇名篇和較完整的篇章為尺度。或許，這種稍加嚴格的、顧全完整性和正確性的，用田曉菲所說的“主觀”的選詩尺度，反倒更有助於我們領會一個完整的，雖不夠全面豐碩的詩人薩福。而所選殘詩中，空白的方框和它們旁邊的文字，奇妙地形成了一種相互映照的情境，換言之，對於薩福的詩歌，我們仍舊需要用想像去填充，她需要我們的再創造，由於她的詩歌體現出一種源頭性質。這麼說不單意味著，薩福的詩歌本身所具有的生命力和其卓越的藝術普遍性，而且，它也意味著，薩福詩歌所激發的，那個不斷由後來者“重構”的傳統中，有一部門是值得正視的。儘管在《“薩福”》的第三輯中——關於歐美文學傳統中從未間斷過的對薩福的再書寫，包括以之為題材和從她詩歌中汲取靈感與典故的寫作，田曉菲並未凸起這一點，但她所列舉的那些詩人中，卻有一半是女性。因此，我這裡要談到的，是由現代女詩人們致力開創的女性寫作傳統。 

　　固然傳說中的繆斯們都是女神，加上薩福，總共有十位女性司職古希臘文藝，然而，在一本《古希臘抒懷詩選》（水建馥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出版）中，我們唯讀到薩福一位女性的詩歌，其他31位均是男詩人。又傳說，薩福在勒斯波斯島上招收女弟子，向她們傳授詩藝和“愛的藝術”，甚至包括美容，可是，我們也沒有發現包括她在詩中提及的為她所愛的女子中，有一位曾如薩福一般以詩留名。這不能不說是一件令人困惑的事情。豈非說，總體上比較，女性之詩才不及男性麼？豈非說，薩福有詩才，僅僅是由於她是那個“男子氣概的薩福”（古羅馬詩人賀拉斯語）麼？或者，甚至，是“薩福的性傾向”決定了她不斷被“重構”、“重讀”的可能麼？ 

　　所有這些迷惑，在我看來，它們已經並且正在被現代以來的女詩人們，當然也包括一些對女性書寫才能讚賞的男作家們破解。從《“薩福”》一書中，編譯者選取的歐洲第一位職業女作家克利斯蒂納·德·比桑（約1364－1429）的《夫人城》（節選）裡有關薩福的論述，我們便可以看出，女作家已經開始改寫由男性偏見織就的薩福話語。在她心目中，薩福是一位集美貌與才智於一身的“學問賅博的女子”，是不同詩歌題材的發明者，被視為最偉大最聞名的詩人之一。對薩福的評價既已發生一種性別話語的顛覆性變化，而另一方面，女詩人們從薩福詩歌中獲取靈感的例子則更其普遍。克莉絲蒂娜·羅塞蒂、愛米莉·狄金森、麥克·菲爾德、西維亞·湯森·華納與瓦倫汀·奧克蘭、H.D.、艾米·洛瓦爾、西維亞·普拉斯等歐美女詩人皆從薩福詩歌中獲取過營養。這種通過寫作延續女性書寫傳統的方式依然沒有終止，在一篇題為《強迫的異性愛和女同性戀的存在》的論文中，美國當代女詩人艾德里安娜·裡奇則試圖自覺地尋求一種女性書寫傳統，它隱秘地由被她稱之為的“女同性戀連續同一體”的某種文化氣力延續和傳承下來，正猶如“以薩福為中央的婦女學校中著名遐爾的‘女同性戀者’”以及其他一些婦女群體一樣。 

　　希望此刻我們探討的話題不是簡樸地回到本文前面部門的有關“薩福的性傾向”的評判上，由於說到性別視角，在女作家之間確實存在一些隱約的聯繫關係性，它們觸動了女詩人寫作中相關的思維方向和自我意識，好比上文提及的薩福至於各位女詩人們，再好比勃朗甯夫人之于狄金森，簡·奧斯丁之於瑪格麗特·阿特伍德，薩福之于葡萄牙女詩人索菲亞·德·梅洛·布裡奈爾·安德森，當我讀到後者的詩句“啜飲月色/神游遠方”時馬上聯想到薩福……如何解釋這種女性作家之間的聯繫關係性，裡奇的方法不失為途徑之一種，固然不免偏狹，或許，我們可以嘗試拋卻身份認同的便捷路徑，從詩歌自身出發，去開掘存在於女性書寫者之間更其微妙複雜的精神聯繫關係性。而且在這一意義上，我們也將會擁有越來越多的“薩福的姐妹們”，或“莎士比亞的姐妹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