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翻譯在當前社會中的尷尬地位

如邱吉爾評價英國皇家空軍的話一般，“從沒有如斯少的人對如斯多的人做過如斯大的貢獻，但卻得到如斯低的評價和如斯吝嗇的褒獎”，李河說，翻譯在中國，也可當得起如斯評價，但還要加上一句話，“卻得到如斯低的待遇”。他說：“那些一輩子矢志于翻譯的人，他們的糊口，他們獲得的社會評價，從未如斯低下。在一個開放的社會中，整個社會都沾恩于翻譯，卻給翻譯這麼低的待遇，邏輯上也很希奇。”

所以，李河以為，對於翻譯，技術、品質層面的批評，仍是其次，更重要的是，反思翻譯在當前社會中的尷尬處境，或許才能發現翻譯真正的題目所在。

翻譯支撐下的現代

北京晨報：近代以來的翻譯流動，其意義何在？

李河：從鴉片戰役開始直到現在，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的學術都是翻譯支撐下的學術，不僅學術，現代學校的建立也深受翻譯流動的影響。可以說，翻譯流動和中國近代社會的變遷息息相關，對中華民族文明傳統的基本骨幹產生了結構性的影響，猶如梁啟超他們所提倡的，翻譯要開啟民智，實際上，這種啟蒙式的作用，確實變成了事實。

北京晨報：詳細的表現在哪裡？

李河：好比說，概念、名詞。翻譯提供的不僅是內容、情節，它還大量提供概念，也就是名詞，許很多多傳統漢語中所沒有的概念和名詞，通過翻譯流動泛起在語言之中，可以說，現代漢語中的各種理論術語，超過80%是外來的，是由於翻譯而誕生的。這說明中國文明在從一個大的傳統文明向當代文明轉變的過程中，翻譯功不可沒。例如，一個人說“我是中國人”，150年前和150年後，這同樣的一句話，其內涵是完全不同的，150年前，說“我是中國人”，可能他腦子裡除了四書五經、詩詞歌賦、琴棋字畫這些東西之外，少有其他的概念。但是現在，一個人，從小學到中學，到大學，所有接觸的知識、概念、資訊等，大部門都是外來的，他說“我是中國人”，肯定和150年前完全不一樣。我做《世界哲學》的時候，曾有個在封面上登了良多年的話題，“誰影響了中國人的觀念？”可能良多人覺得那些是巨匠、偉人，但是我覺得，翻譯、翻譯家，絕對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門。

北京晨報：常有人批評今天的翻譯不盡如人意，是否如斯？

李河：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至今，這十幾二十年的翻譯，確實有一些值得擔憂的題目，學術評價不高，稿酬不高，工業化、功利化的影響，使得翻譯的處境有些難題。如人文社科方面的翻譯，在量上毫無疑問是增加了，但是質肯定在下降，有剽竊的，以翻譯當作著作，還有粗製濫造的，如“常凱申”、“孟修斯”這樣的笑話也不少。

北京晨報：為何會泛起這一系列的題目？

李河：從工業化方面說，很多出版機構的逐利行為，導致好的翻譯人才很難留住，一方面翻譯報酬很低，另一方面，對外買版權的時候，往往要買斷，但是翻譯機構買斷後經常忙於他事，合同到了時限的時候，又匆忙翻譯，良多國外的名著由於這個原因被翻譯爛了，別人還不能翻譯了，由於他買斷了。從體系體例上講，對翻譯的獎勵和認可很少，學術體系體例中，翻譯是不計入學術成果的，這導致很多做學術研究的人對翻譯不正視，固然呼籲良多，但沒什麼效果。國家對天然科學、社會科學中都有各種表彰、獎勵，但是那些勤勤懇懇的資深翻譯家，看不到誰表彰他們，實在他們的作用一點兒也不比發明發現小。邱吉爾評價英國皇家空軍的話“從未有過如斯少的人對如斯多的人做出如斯大的貢獻”，用在中國的翻譯上也同樣合適，但卻還得加上一句，“卻得到如斯低的待遇”。樞紐是在整個社會如斯沾恩于翻譯，卻給翻譯這麼低的待遇，邏輯上也很希奇，我想仍是心結難解，不是不能，而是不願意。

外語教育無助于翻譯

北京晨報：有人說我們這個全民學外語的社會，卻難有好的翻譯家，題目在哪裡？

李河：對於翻譯，也一直有批評和反彈，有人覺得我們依靠翻譯太多，應該多做自己的學問，不能“言必稱希臘”。這種說法有其道理，翻譯在一定意義上是一種複製，所以不能光有複製，光跟在別人後面，也要有自己的思索。這種說法雖然沒有題目，但是說翻譯過度，卻絕對是錯誤的。

北京晨報：錯誤在哪裡？

李河：首先，一個半世紀以來，我們的民族是一個學習性的民族，否定翻譯之功，實在是丟掉學習的傳統。其次，外語教育無助于翻譯，並不是學外語無用，恰恰相反，畢竟我們是怎麼學外語的，這才值得思索。